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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与“三农”

看了一帆两篇关于杜润生老的文章,一篇是正文,刊发于《财经》,一篇是采访札记,刊发于联办魂。再次深悟财经的追求: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人物对话。一个记者,能够借此平台有所体验,也是人生幸事,不能不令人羡妒。

在所有财经类媒体中,恐怕没有一个像《财经》这样,如此执着、持续地关注“三农”问题。原因何在?是其影响历史甚至造就历史的雄心。从〈农赋之变〉,到〈新土地革命〉,从农村医保到农村教育,从《苏南寓言》到《又见粮改》,对政策和实践层面的变动无不关注,彰显其“以天下新闻为己任”的胸襟。是否报道、如何报道三农问题,决定一个杂志的高度。

说实话,无论是与杜老的对话,还是回忆杜老的文章,我看了都不满足。采访一个智慧的老人,收获可能无法言表。我猜想,一帆没有说出来的可能更有韵味,但这就是记者的特权——从采访中丰盈人生,占有各种可能的生活,再聪明的读者亦无法体味。

同时,我又想,《财经》为何选择杜老回忆“邓小平与农村改革”,这可能也有言外之意。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借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改革者,重温改革的逻辑,召回改革的真魂,回到改革的源头,分享改革的灵感,不正是对改革的鼓吹吗?这是无声的纪念,也是强劲的呼吁。

杜老是我深为敬慕的长者。我还记得,2001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负责签到。远远看见80多岁的杜老拄着拐杖,健步走过来,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字迹苍劲而有力,饱含才情。会议本是纪念原中央农村工作部机关刊——《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周年。杜老曾长期担任该刊的编委会主任,对刊物倾注心血颇多。但是主办方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加深上层联系,只是虚张声势。杜老倒是很认真,在会上洋洋洒洒提出自己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并且完全脱稿,一口气列出农民没有国民待遇的14种表现,当时作为工作人员的我惊为“天外之声”,因为原来听到的都是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杜老特出的高论,可谓对我思想的启蒙,至今仍回响耳边。这是一个智者对现实的评估,对决策者的警告。

作为结果,杜老的讲话当然没有发表在那个杂志上,甚至他对刊物的题词也因为“不合时宜”被“封存”。但是作为亲历那个场面的人,当然会体验到中国特殊的政治征候。不过,杜老的讲话整理稿我倒是一直保存至今。

杜老是一个思想者。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农村的出路。正因为这样,他在不少同辈中有“善变”之称,当然有的略有讽刺。比如杜老1977年曾在《农村工作通讯》发表文章,认为包产到户应慎重。但是后来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成为“大包干”的坚定鼓吹者,领导了19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万里对其理论思维很是赞赏,说:“我们只是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是杜润生却能说出为何要这样做。”又比如,杜老原来曾提出要“农地国有化”,但是近期也变为“农地产权私有化”。作为一个实践中走出的理论家,他的思想探索至今没有停顿,不能不让人敬佩。

思想着是幸福的,对于短暂的人生而言。能够与当代最重要的人物对话,一帆是幸福的。超越了现实,超越了自我,就能看到更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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