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常红晓 > 陈锡文专访2004

陈锡文专访2004

权威人士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本刊记者 常红晓《农村工作通讯》:陈主任,200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2003年12月25日在北京闭幕。作为中央农业和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的负责人,您认为这次会议的特点和亮点是什么?

陈锡文: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很多特点和亮点。特点很突出,亮点也很鲜明。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第一个特点,2003年中央实际上开了两次农村工作会议。2003年元月初,中央已经开过一次农村工作会议。200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2003年底召开。一年之内开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当然也有一些年度上的特点。2003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周年。2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很著名的我们党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的准则,那就是在经济上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关心农民的民主权利。可以说,25年来,改革之所以在农业农村方面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效,是和中央、国务院一直按照这个准则制定农业农村政策、和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干部一直坚持这个准则分不开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来开这么一个会议应该说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另外,2004年的春节比较早,提前开会,有利于会议精神的贯彻。第二个特点,中央已经决定把经这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最后经中央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来发出。一号文件对于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同志来说,都是很熟悉的,在1982年到1986年的6年间,中央曾经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对于农村改革初期这种势如破竹的改革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凡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包括很多农民,至今对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感情颇深。中央这次明确把这个农村工作文件作为今年的一号文件,我觉得含义很深,这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于农业农村工作者来说,事隔17年,重新见到一个中央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我想也会感到很亲切。第三个特点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主旨鲜明,针对性强,很有特色。从1993年中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每年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发一个中央农村工作的文件的传统,从1993年开始,这是第十一次。过去十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研究决定的文件基本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件,是全面部署农村工作的文件。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标题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着力讲农民增收。这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深感当前农民增收面临很多困难。不解决农民增收的困难,不仅对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所以突出地强调增收。从一定程度上讲,抓住了农民增收,就是抓住了当前农业农村工作诸多矛盾的关键。而解决增收的矛盾也是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强烈的愿望。这个文件是一个主旨特别鲜明、针对性特别强的文件。

《农村工作通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都很想知道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和这次中央文件出台的背景,能否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陈锡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总体上看,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研究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二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三是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虽然是一个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但实际上它的内容也包含了以上三个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不解决这三个问题,农民的增收也是很难搞好。

从农民增收看,最近一段时间,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如果不算2003 年(因为一些统计数据还没出来),从1997年到2002年,这六年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了3.96%。和城市居民在这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8%相比,农民只相当于市民的一半。如果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过去的6年时间,农民的年均收入只增加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则增加了2500多元。农民5年增加的收入不如城镇一年增加的收入多。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不断地拉大。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之所以困难,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和1997年相比,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0元左右。也就是说,这几年农民收入还能保持3%~4%的增长,其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农业之外,来自农村的非农产业和农民进城打工。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虽然从全国来看农民的收入是在增长,但由于中国地区差别非常大,所以平均数很难代表大多数。由于农业减收,造成了很多传统农区、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主要依靠农业就业获得收入的农民,这几年收入更加困难。我们曾经测算过,过去6年中,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96%,中部地区的八个主产区同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只有2.73%,只相当于全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三分之二。种粮农民收入增长很困难。农民的收入增长困难主要表现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身上,这对于粮食生产显然是非常不利的。这几年来,粮食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减少,粮食的总产量也在不断下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全国的粮食占有量也在不断地减少。2003年粮食产量只有8613亿斤,和2002年相比,又减少了528亿斤,减幅达到5.8%。应该说降得差不多了,这个总量和目前全国每年的粮食需求相比还少1100亿斤。当然,目前我们的粮食库存还比较充裕,当年的粮食产量加上现有的库存,总体上还是供过于求。如果粮食产量这样不断地滑坡下去,总有一天库存是要挖完的,那就会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严峻情况。很多同志还记得,1993年、1994年粮价暴涨的时候,对于整个物价的影响。1994年中国物价指数上涨21.7%,其中相当大的原因就是粮食价格上涨太快,会给经济全局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粮食生产问题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您不让种粮的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实惠,种粮难以增加收入,农民就必然没有种粮的积极性。

因此中央这次文件特别强调农民增收,尤其是强调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增收。实际上,是抓住了农民收入增长和保护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连接点。农民收入能上去,种粮能赚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粮食的生产就能不断地恢复、不断的发展。所以,说起来是讲增收,但实际上抓住增收同时就是抓住了粮食生产这个大问题。因此无论是会议的讨论、还是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征求各部门、各地区和有关同志的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抓住增收就是抓住当前增收和粮食问题这两个矛盾的牛鼻子。为了促进农民增收,中央在制定这个文件和政策中下了很大的力量,各个部门也充分认识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农村工作通讯》:这次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内容很丰富,您能否给读者一个全面的解读?

陈锡文:中央的这个文件很快就发出来。中央制定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从大的方面看,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分析当前农村的形势。首先是2003年我们战胜了非典疫情的冲击,战胜了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预计全年农民收入能达到4%的增长速度,的确来之不易。同时也讲到,当前形势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农民增收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增收问题,然后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总体要求。我觉得文件的第一部分对形势的分析应该说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认可,大家觉得这样分析形势是实事求是的。既看到目前取得成绩的来之不易,也看到当前农业农村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而且明确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思路和大政方针。这是第一部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能够给大家一种更清醒、更实事求是的判断,了解农村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第二部分是强调解决农民增收关键是要解决好当前农民增收中的两个难点和重点。难点和重点,第一

在于粮食主产区,第二在于贫困地区。这个文件一共是9节,22条,其中的第一节、第八节分别专讲这两个问题。对于促进主产区农民增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大的政策和措施,比如要启动规模非常宏大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这大概要涉及到全国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县,将近600个,还有40多个国有农场。对这些地区增加投入,提供支持,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又能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样一个大的政策,大概要涉及到七八百亿元的投资,是一个规模非常宏大、带动农民增收、带动粮食生产增长的大政策。这其中还套着不少具体的小政策,比如说对良种给予补贴,对粮食主产区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补贴等。在支持主产区的农民增收过程中,除了支持粮食生产环节以外,这个文件中还明确地强调,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除了在农地上增加粮食产量以外,粮食产业实际上还包括转化和加工,通过拉长粮食产业链条,使得农产品通过转化加工得到增值,使种粮的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样粮食主产区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形成自己的支柱产业。这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对于龙头企业的支持,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科技发展的支持,还有一些对于粮食流通领域的支持等。

文件的第三部分,就是从增收政策角度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这就是文件的2、3、4部分,其实着重地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讲农业内部怎么增收。农业内部增收当然就需要从生产角度来看,要优化品种,提高质量,进行转化加工,使农产品增值,同时也要努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也就是说,在农业上进一步向深度、广度进军,实际上还可以继续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使农民获得增加收入的来源。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央提出一定要把从农业内部通过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文章做好做足。这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到目前为止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大概还占到46%~47%,还是个大头,所以这一块,决不放松。这对今后的农民增收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农民增收的第二个层次是一定要努力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努力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大家都讲,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减少农民。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农民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在本村、本乡、本县的范围内,通过发展二三产业来增加农民转移就业的机会。实际上在这方面,过去也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比如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转移了一亿三千万农业劳动力。所以在政策文件里面也明确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所有制,不论它的规模大小,只要它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就应该促进它们发展。文件中也提到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带动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县域经济发展了,繁荣了,就会给农民创造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回良玉副总理在大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凡是县域经济搞得好的地方,整个经济发展就好,老百姓的就业就充分,农民的收入就比较高。典型的如浙江省,这几年大家都觉得他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浙江省的县域经济非常繁荣。在浙江全省的GDP中,县域经济所占的比重达到70%以上,比我们很多省高十几个将近20个百分点。如果县域经济不发展,农民在县里找不到就业机会,那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到外地、到大中城市去。所以,要强调乡镇企业、强调县域经济,这是农民增收的第二个层次。农民增收的第三个层次强调的就是要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大中城市怎么正确地对待外来打工的农民问题。文件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外出打工的农民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在中央文件里出现是第一次,但它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从全国来看,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农业户口的人总量已经占到一半左右。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的资料,占46.5%。这几年这个比重肯定有所提高,农民工在有些行业中已经占了大多数。比如批发、零售、餐饮行业,占50%多,加工制造业占60%多,建筑业占将近80%。从这个角度去看,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待农民的问题,也是对待我国产业工人的问题。随着整个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来在农村的农业人口在操作性的岗位也就是产业工人岗位上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怎么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件事情事关全局。所以这次文件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一视同仁,也对城市的政府提出明确要求,对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经费应该纳入它本级财政的正常预算。因为农民在你当地创造财富,在你当地交纳税收,那么你这个财政就从他们的就业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所以从你的正常财政开支中拿出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费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说白了一条就是,不能因为他们是农民工就专门制定向他们收费的政策。除了政府要改变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政府也要监督市场,让各类市场主体在使用农民工的过程中,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按照党和政府的政策对待农民工,比如说劳动时间问题,劳动条件问题,正常的工资发放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遵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正确对待农民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这个与我刚才讲到的背景是一致的,产业工人中的多数已经成为农业户口的人,如果他的科技文化、技术素质提不高,实际上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而且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强调技术工人或是熟练工人不足么,很重要的就是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岗位由农民工去做了,而另一方面他们受到的教育和培训却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产业上技术工、熟练工不足,这个问题长远看来是要影响国家的发展的。所以说,文件的2、3、4这三个部分是分别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来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

《农村工作通讯》:那么这次文件的第四部分着重讲了哪些内容?

陈锡文:文件的第四部分主要讲怎么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文件的5、6、7节,实际上也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逐步健全公共财政政策,对农业对农村给予更多的财政投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农村的投入、对农业的投入,不管是生产性的,还是社会性的,除了生产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关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问题。2003年仅仅是中央财政为2004年做的预算,用于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就增加了294个亿。而中央财政对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投入,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80个亿。今年增加了294个亿,这是历史上是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当然从财政上看,中央财政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从这么广袤的地域、这么众多的人口来说,这显然还是不足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要考虑在自己的地方财政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开支。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农村的财政开支就可以更多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就可能降低农民在生活生产上的成本和费用,间接地能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更重要的,这还不能简单地算经济账,因为通过给农民提供更加良好、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增收信息和渠道。

第二层次是要进一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中央的国债投资中,规模还会有所减少。因此要考虑到国债投资的总规模缩小,也即国债发行量减少了,怎么确保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比重不下降,有的方面还能让它进一步增加,文件中特别强调这几年对农村的生产发展、农村的面貌改变、农民的收入增加起到直接带动作用的“六小工程”问题。而搞好“六小工程”既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也能给农民提供直接的就业机会,“六小工程”都是在农村搞,农民可以有一些劳务收入,近几年作用非常大,明年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层次就是强调必须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给农民提供增加收入的自主性。农村改革内容当然很多,我们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或大方向是要建立健全在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础上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一个基础、三个体系”,这是我们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从当前或者从明年来讲,中央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提出要加大对四项改革的推进力度。(1)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直接补贴农民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0年国家在主销区就实行了粮食市场化改革,以后范围逐渐扩大,从明年开始中央允许各地都进行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讲允许,是指到底搞不搞改革,由地方自主决定,各省自己决定。改革之后有一项非常大的政策,就是粮食市场放开后怎样保护农民的利益,中央明确提出要求,要从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这项工作其实在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不少试点,而对农民来说,一这是个新鲜事,种粮国家还给补贴。当然,100多个亿补下去,可能到一个农村、到每一个农民身上钱并不多。但它很重要的,它是个信号:种粮国家还给你补贴,说明国家是需要粮食的。(2)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4年的试点,现在已经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全面推开,农民应该说从中获益不少。在原来设计的税费改革方案中,改革的目标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达到,比如取消了三提五统,规范了农业税制,农民7%的农业税在加1.4%的农业税附加,一共承担8.4%。大部分地区改革基本已经到位了。到位了以后,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从明年开始,农业税税率总体上要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要全面取消农林特产税。这项措施出台以后,又可以让农民直接减轻负担70个亿。更重要的是它对规范农村税制、对推进农村各项配套改革有着现实的作用,比如有助于推进农村机构改革、精减机关人员等。(3)要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城市化、工业化,毫无疑问,总是要占用一定的农地的。但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现在的征地制度至少存在着两大弊端:一大弊端就是利用政府权力去征地的范围过宽。因为无论是宪法也好还是土地管理法也好,都明确规定社会公益性的用地,政府是要动用征地权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社会公益性的用地,几乎任何经营性的用地,政府也都动用了征地权,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的。第二个弊端就是征地之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太低。中央反复强调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在现阶段,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基本的生产资料,二是基本生活保障。也就是说,农民失去土地后,你给予农民的补偿,必须能够替代这两大功能。所谓基本生产资料就是就业保障;所谓基本生活保障,就是社会保障。如果给他的补偿不足以满足这两点,那就会造成大批失地又失业的农民,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征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保障权益,控制征地规模。征地问题,除了关系农民的权益问题,还涉及到全社会的利益问题。没有地是打不了粮的,这一方面滥征滥用农田,损害农民利益,另一方面耕地大量流失,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现在有关部门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对乱占滥用耕地正在进行清理整顿,同时有关部门也正在制定改革征地制度的指导性政策,包括这次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修宪建议中也提到了关于征地制度问题的改革,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之后,还要进一步修改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我们国家的土地征用制度。(4)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不够,是当前农村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中央已经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目前正在8个省进行试点,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文件中提出,通过试点要积累总结经验,逐步地把信用社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那么,改善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改善了农村信用社对农民的服务,就可以使得农民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获得更大的帮助。除了农村信用社改革之外,这次文件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比如明确提出在县域范围内的各个金融机构都要承担在金融方面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义务,这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过去我们没有,今后要逐步形成这样的局面,因为县和县以下的金融机构主要在农村,吸收的存款来自农村,当然应该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再比如,这次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的政策,这些年发展邮政储蓄成效明显,现在邮政储蓄已经吸收了8000多亿元的资金,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邮政储蓄的资金主要是转存到中央银行去,所以它等于是农村金融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从2003年9月份开始,中央已经对邮政储蓄的利率政策做了调整,从2003年秋季开始,邮政储蓄从农村吸收资金的现象有所缓解,当然,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大的力度推进邮政储蓄的改革。再比如说,这次文件明确提出,国家的政策性银行要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调整职能,合理分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我国有三个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是农业开发银行,一个是国家进出口银行。由于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农发行也面临一个职能重新定位、怎么更好地为农业和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大问题。文件还提到了要在防范金融风险、严格管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农村金融机构,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次文件进一步提出农村也要这样做。文件还提到,要探索农村新的抵押和担保制度。农民贷款难,很大的问题就是贷款抵押问题不好解决。文件还提出要发展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总体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方面有这么多内容。大家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实际上面临着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问题。毫无疑问,对于粮食流通体制和直接补贴农民的改革,税费制度的改革、征地制度的改革,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推进到位的话,对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

《农村工作通讯》:在当前,党如何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农民增收方面如何加强领导?

陈锡文:这次文件的第五大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应的是现在文件中第9条,着重是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我觉得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党管农业农村,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党管农业农村的重大意义主要是党如何正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文件提出:各级党委政府不仅分管的领导要直接抓“三农”问题,而且一二把手也要亲自抓“三农”问题。从中国的实际状况来看,地市两级的领导更要把精力放到农业和农村工作上去。这是对各级领导的要求。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和教育。要增加对农民的感情,要提高法制观念,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同时农业农村中还有许多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的建设。这些工作只有在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领导深入农村、了解农村,基层干部明确宗旨观念、转变作风的基础上才能做好。

文件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五个方面。我想应该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专讲增收的文件,农村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农民增收难。我们面临的其他问题都和农民增收有关系。并不是只讲增收不讲别的,而是说抓好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对解决农村的其他问题会提供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

《农村工作通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很多很丰富,很有力度,那么如何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农民增收的文件?

陈锡文:应该说,回良玉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做了明确的部署,这个文件中的许多政策也都比较具体。让这些政策真正贯彻落到实处,这是关键。政策的落实,我想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于中央召开的会议、制定的文件、确定的政策,定了就要办,不能打折扣,不能推诿,这个从上到下,必须令行禁止。这是一个工作层面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必须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才能使得会议制定的文件和政策得到比较好的落实。因为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包括一些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应该说,认识是不全面的。认识不全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可能只看到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02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14.5%,2003年可能到不了14%。第二可能看到农业的增长幅度慢。农业的增长率不仅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农业增长率一般来说会比工业低。我们这几年工业增长都是17%、18%、19%,甚至是20%,但农业的增长率只有3%到4%,这几年基本上都在3%以下。第三、还有人只看到整个农业给政府提供的税收非常有限。我们目前全国的农业税、特产税两项合在一起,能够提供的税收也才有600多个亿,那么相当于我国2万多亿的财政收入相比,它占的比重太低。如果仅仅看到这三个方面,在现在有些干部看来,农业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农业对于GDP的增长的贡献、对于当地财政收入的贡献,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就忽视它,不愿意给它投入精力,不愿意给它投入资金,农业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问题在于,不管农业产值在GDP中占的比重多低,也不管它的增长率多低,也不管它对财政的贡献多低,重要的一条是,人类社会离不开农业,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繁衍也离不开农业。这是个最基本的道理。城市再繁荣,再漂亮,没有饭吃,那只能是死城、成空城。所以现在首先要明确,我们谋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谋求的是全面小康社会,不能把这些包容量非常广、内涵非常丰富的社会发展目标仅仅简化成GDP,认为只要GDP提高了,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就不可能把农业放到正确的位置上。这个观念非常有害。其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所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各级政府、各级党委的领导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有个客观的评价,看是不是做到了“五个统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年大中城市面貌变化很快,两三年不去就可能不认识了。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许多地方的农村,十年八年不去,再去一次,它仍然是过去的样子。这就充分反映出没有很好地做到城乡统筹。我当然不是说不要城市的发展,而是说城市的发展一定要起到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而我们在有些地方,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发展,反而在损害农民的利益,阻碍农村的发展。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而片面的发展观的根源,说到底是错误的政绩观。因此,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任何一级干部,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发展观,错误的政绩观就必然使其工作出现大的偏差。比如很多地方,一个省、一个市,在比较贫穷的情况下,那个城市却搞得那么漂亮,积累了那么多财富,相当大的程度上,有一些干部把功夫花在表面上。如果是错误的政绩观,只是为了给自己造政绩,为自己的升迁铺路,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城乡统筹发展。所以,我想对于我们的各级干部来说,要落实好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好这一系列政策,至少以下三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明确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从大的角度讲,到本世纪中叶追求的是基本现代化。从十六大提出的目标看,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总是说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是部分地区、部分人的现代化。而全面小康十六大报告讲的很清楚,是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十几亿人口当然包括八九亿农民在内。因此只有确立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那么才能真正的、透彻地理解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第一个层次上,认识上的任务。第二个必须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论述得很清楚,如果总是那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科学的发展观应该说也是贯彻好这次中央文件、贯彻好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第三个层面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每个干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身上。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肩负的责任和要实现的目标。所以,我特地要说一句,解决三农问题,这次会议有力度、这次的文件含金量高,这是事实。但是你回过头去看这10年、这25年,应该看到,中央国务院的政策都是很明确的。“三农”问题的解决确实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但从目前看,关键不是政策的问题,关键在于认识问题。有再好的政策,认识问题不解决,政策是落实不下去的。刚才我讲到,目标问题、发展观问题、政绩观问题,这是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思想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统一,不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那么你再好的政策也落实不下去。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个问题也要解决。只要是当干部的,不管是政府的干部,还是农民选出来的干部,都要对目标问题、发展观问题、政绩观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

对基层来说,我觉得首先是要吃透文件的精神。吃透这个文件的精神,关键在哪里呢?第一层,必须认识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农业农村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政治问题。这一层,要理解透彻。第二层,吃透了这个文件的精神,了解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就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去做。但是不折不扣的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制定出能使中央的政策在当地落实得更好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当然,绝对不能因为强调因地制宜就说这个政策在我这里实行不了。第三,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天天和农民群众在一起,更要有明确的宗旨观念,更要对农民有感情。现在基层不少农村干部也是满心想给农民做好事,但是宗旨意识不明确,对农民感情不深厚,所以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总是觉得我是管你的人,必须听我的话,因此工作和思想作风上出现一些偏差,导致了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所以在我们党的基层干部中,怎么增加党的宗旨意识的教育,加强国情的教育,加强法制观念的教育,加强政策观念的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政策制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是毛主席说过的。那什么东西决定干部呢,我认为,思想认识、思想感情决定干部。尤其是对我们作农村工作的同志来说,在基层县以下工作的同志来说,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如果对农民群众没有深厚的感情,即使中央制定再多的政策,文件里具体措施再多,那也是落实不了的。具体政策怎么落实,各个部门都会有一些政策措施。但是政策到基层能不能落实,文件能不能到见贯彻执行,关键的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对群众的思想感情问题。



推荐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