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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村委会选举

此文最初发表于《农村工作通讯》2002年7月——编者注在中国人心中,“单位”的分量极其重要。村委会是载入我国现行宪法的农村最小的正式“单位”,村委会主任就是中国最小的“官”,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村官” 。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村委会只是农村居民的一种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与城市的“居委会”平级。村官也不是真正的“官”,而是村民自己选出来、为村里老百姓服务的“领头羊”。在过去十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村委会及其主任,往往大多是由上级指定、提名或“接班”而任。而村委会直选真正引起公众注意并在全国盛行,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据民政部有关人士的说法:“村委会直接选举,萌芽于八十年代初,在八十年代有所发展,到九十年代在全国普遍推行。”而199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则标志着中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直接选举制度在法律上的正式确立。

由于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敏感性,村委会直选引起国内和国外不少组织和专家的关注。对村委会直接选举,有的专家形象地称之为“草根民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和基础,视村委会直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可能导致县乡政权组织形式和产生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有人认为,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村民自治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力有限,但直接选举对广大农民是一种民主操练,对农民心理上的冲击不可低估。一些国际组织和人士也对这一“草根民主”的进展和形式相当关注。去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到中国观摩了东北农村的“海选”,对中国的村民自治给予充分肯定。

那么,中国当代的村民自治是怎么来的?

应该说,“村民自治”在中国有一个悠久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是中国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对于农村的管理基本是松散的,学术界有“皇权不下乡”一说,对农民的管理主要靠“家族”长老或“保长”、“甲长”等血缘或地缘权威。这种治理方式,已初具“自治”的某些特征,但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还很远。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才第一次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尤其在到了八十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吉林、江苏一些农村,在选举村委会中,打破提名候选人的限制,实行一人一票直接推选村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然后对候选人进行二轮投票。这一创新被主管部门认可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目前人们所说以“四大民主”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模式,所谓四大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中第一条——民主选举就是目前我们常说的“村官直选”,这是村民自治的第一步。

回顾一下村委会及其直接选举的政策演变,可能会使我们更为明了村委会直选的重要意义。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

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农村普遍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建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重建工作。 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1988年6月,村委会组织法开始试行。在《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期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进行了两届或三届选举。

1998年11月,修订后的《村委会组织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颁布实施,村委会直接选举从此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村委会选举进入一个新阶段。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制定出台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26个省份制定出台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全国不少省份依法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候选人、直接无记名投票、秘密写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参选热情。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依法实施民主监督、民主理财的权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自今年年初开始,全国有十几个省份村委会面临换届。这将是新的《村委会组织法》颁布后的首次换届。换届前农民在想些什么、对于换届干部是怎么想的、农民和干部究竟如何看待“村官直选”、村民自治还存在哪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4月24日到4月30日,本刊记者来到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亲自经历了该镇几个村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从选举现场听到了不少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心声,也亲身体验到农村工作的艰巨和困难,对于村委会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也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波澜不惊的两天2002年4月25日9点,记者赶到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陈寨村的时候,只见村部大院里挤满了人,村民三个一群、五个一堆,人声沸腾。还有一些小孩睁着好奇的眼睛,不时地向投票处张望,有的还不时到投票处围观。广播上不时传出催促声,要求村民抓紧时间到中心会场投票。工作人员坐在院里几个投票点旁边,院子一边站着几个公安干警,还有人扛着录像机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问,原来,村委会选举早上七点就开始了,此时选举已接近尾声。

据早就赶来的镇党委副书记杨振玉介绍说,庙李镇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自今天正式开始,镇里的20多个工作人员6点半就赶到选举会场,分别值守各个投票站。这次全镇有7个村的村委会面临换届,预计选举要持续到4月30日左右。

庙李镇位于郑州市区北边,属于金水区管辖。全镇土地总面积17.6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1.6万人,年财政收入1500万元。整个镇区属城乡结合部,有的村庄已经被城市包围,成为都市村庄。镇区下辖10个行政村,其中有三个村即将改为居委会,划入市区,不参加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因此这次只有七个村的村委会换届。

据杨书记说,这个镇的第三届村委会是1998年4月产生的,按照三年一届的规定,去年就该换届了,但由于《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去年下半年才出台,出台比较晚,于是推迟到今年上半年进行。这是该镇各村在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颁布以后的首次换届选举,时间紧、任务重,从程序和要求上都比过去更严格。镇里自三月中旬起就开始筹备。先是成立了镇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七名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选举的日常工作。乡里负责民政工作的副镇长任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同时,镇政府分别建立了各村换届选举指导组,由包村的镇领导任组长,各村支部书记为副组长。三月底到四月中旬,各村确定了村委会职数,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完成了选民登记、民主推选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等工作。新的村委会班子产生后,还要参照村委会选举办法推选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

在另一个投票点,记者碰到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就和他攀谈起来。据他说,这个村的选举中有家族势力参与,一些大姓势力很大,一般人根本说不上话。还有人威胁让选谁选谁。正说着,一个妇女走过来,把那个人拉到一边:“你知道啥?别瞎说!”同时向记者投过来审视和怀疑的目光。原来他们是夫妻,妻子把记者当成乡里来的人了。待他们得知记者的真实身份后,他们不再那么小心了,又谈起村里有人拉票、请客吃饭。问他们为什么不举报?回答说:“我们又没有抓住人家手脖(意思是没有确凿证据),再说,得罪人也没有什么好处!”针对这个问题,在路上记者问杨书记怎么看。他说,这事情可能会有,但是,有些村民只是私下里说,谁也没有拿出证据,到镇选举领导小组办公室去举报。也有村民遭到打击、报复,因害怕不敢报案;有的遭到恐吓,但苦于没有录音证据,不能举报。其实这些情况都可以向镇里反映。

村民直接推选村委会候选人是村委会直选的关键。那么,各村的村委会主任、委员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杨副书记向记者介绍说:庙李镇的候选人推选工作是4月中旬进行的。具体办法是,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由村党支部,或上一届村委会,或镇派指导组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确定村委会职数,同时推选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和《河南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的要求,由村选委会召集本村村民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直接选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得票多的为正式候选人,主任、副主任正式候选人分别为两个,委员候选人要比应选人数多1~2人。在推选候选人时,镇里要求各村必须设立秘密写票间,实行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海选”。据介绍,这次庙李镇7个村全部实行“海选”,候选人全部由村民直接推选。陈寨村这次应选村主任一名、委员四名。

上午10点,陈寨村的投票准时结束。工作人员当众开箱、验票、唱票、计票,全村共有选民1554人,全部参加了选举。根据计票结果,上一任村委会主任陈扎根以1339票的绝对多数胜出,再次当选。其他几个委员候选人中,得票超过半数的前四名分别是1101票、782票、956票、838票。至此,陈寨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功结束。据镇里的干部介绍,陈寨村的村委会实际上并不掌握多少资源,企业和经济权都属各小组,因此竞争并不激烈,估计在推选小组组长时竞争会很激烈。可以看出,村民对选举结果的关心其实就是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一个组织掌握的资源越多,其成员对他的关注度就越高。有人说,中国农民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实,实用主义的背后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捍卫和保护。

在同一天选举的另一个村——二十铺村,全村951个选民全部参加了投票,最后的选举结果却出人预料,一个普通村民李应治以573票击败原任村主任,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两个委员分别以766、569票当选。陪同的杨副书记一方面感叹说没想到,一方面对记者说:“不管你有多大本事,老百姓不投你的票,谁也没有办法。选举是无情的。”

正式选举的第一天在紧张和悬念中过去了。让领导庆幸的是,两个村的选举都很顺利,没发生什么风波。杨书记在路上对记者说:“这次选举镇里采取‘一村一策、先易后难’的原则。换届选举办法不搞一刀切。在推选选委会时,有的村由村民会议直接选举产生。而情况比较复杂的西史赵村则采取户代表会议投票的方式产生。对于比较稳定的村,优先安排选举;对于有不稳定因素的村,稍稍靠后一点,镇里组织人员重点指导。竞争最激烈的可能就是27日和28日分别举行选举的杲村和西史赵村。”原来好戏还在后面,等着吧。

庙李村的正式选举于4月26日早上8点正式开始。这个村以小组为单位设投票站。据随行的李副书记介绍,这次选举,平均一天两个村,镇里的干部几乎全部出动,并且没有节假日,早上一般都要在6点多赶到所负责的村里。至于晚上加班,那更是经常的事情。因为这是近期镇里的中心工作,一切都要为选举让路。庙李村作为镇政府所在地,经济比较发达,矛盾冲突少,选举工作也很顺利。按规定,这个村应选出村委会主任1人、委员2人。结果,原村委会主任高票当选,两个委员也一次顺利产生,其中有一个是女性,在三个人中得票最高,竟达到1585票。

就在同一天,另一个村——琉璃寺村发生了“政治地震”,原任村主任落选,新当选的村主任杨福州得222票。按规定,该村应该有两个委员,但是这次只选出了一个,另一个还需要补选。河南省的选举办法规定,补选应该在选举的当天或30日内进行,得票多的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数的三分之一。杨书记说:“补选估计要安排到五一节后了。”

杲村:风云突变4月27日早上7点,记者准时赶到被称为“不稳定村”的杲村。这个村有1800多人,分成四个村民小组。位于庙李镇的北郊,刚好夹在310国道和贾鲁河中间,位置相对偏僻,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也没有南边的几个村好,农民的收入水平也较低,这从人们的穿着打扮上就可以看出来。据杨书记介绍:这个村的派性斗争比较激烈,村支部、村委会的战斗力不强,全村基本上分成两派,在推选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的时候斗争就很激烈,是这个镇最后一个完成推选的村。这个村共有选民1343人,在推选主任候选人时,原任主任与另一个竞争者的得票数只有几十票的差别。但是,也正是因为竞争比较激烈,选民的参选热情非常高涨。

为使新旧村委会顺利交接,这个镇在正式选举前,收回各行政村村委会和小组的公章,暂由镇政府保管。需要用公章的村民由所在村负责人开具介绍信,加盖村支部公章,经领导和有关人员审批后,才能使用村委会公章。镇领导说,这样也可以避免选举工作出现漏洞。

正式选举自7点开始。可以明显的感到,现场气氛相当紧张,镇里来的工作人员比其它村多,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一早也赶到了,不时地在各个投票点巡视。同时,在四个投票点都有录像机随时监控,严阵以待。镇里的领导来了七八个,不时在四个投票点之间来回走动。其中三个投票点比较集中,分设在村小学、村部、村部门口,而村小学就紧紧挨着村部。另一个投票点则稍微远一点,设在村的东南角,这是第一村民组的投票点。

选举过程中,村部大院里挤满了人,分东西两群,据说一边是“保皇派”,即支持村原任主任的。另一边是“少壮派”,支持一个年轻的主任竞争者。有的三五成群,在一起议论着什么。有的几个人蹲在地上,不时四处张望,看来大家都很关心选举结果。

选举现场不时响起一些吵架声。有个人想替全家投票,一个人拿了四五张选民证来领选票,被工作人员制止,按规定,一个人只能代两个人投票,而且还要事先办委托证,这人和工作人员争论了一番,最后只好回家叫人。

还有一个人不会写字,非要让自己家人进入秘密写票间代笔,也被工作人员制止,因为选委会规定,只能让乡里工作人员代笔。这自然引起一番争吵,选民质问,为什么自己家人不能代笔?工作人员解释说:“统一由乡里来的工作人员代笔,是你们村选委会决定的,选委会是你们选出来的,要遵守选委会的决定。”那人接着问道:“那我怎么知道乡里的人不会作弊?”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请另一个人监督。”这个人最后只好服从。

至于到底该由谁来代笔的问题,一些村民反映说,4月18号,推选候选人时,有一个村民让乡里人代笔,结果乡里干部所填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所选的那个人。就这个问题。记者向镇党委杨书记求证,他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其实是有一个人想捣乱,自己本来认识字,假装不认识字,就让乡里人员代笔。他故意说了一个自己不愿意选的人,让工作人员填写。工作人员填好后,他却说人家没有按自己说的填写。”这种事情查无实据,到底谁是谁非,不好断定,但是却反映出有些村民对“上面来的人”的某些不信任情绪,也透露出一种农民式的“狡黠”。杨书记解释说,因为这个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保证选举工作正常进行,确保选民真实表达个人意愿,镇选举工作指导组就向村选委会建议,统一由乡工作人员代笔,得到选委会全体成员认可。

在选举中,记者顺便到村里和一些村民海阔天空地闲聊,发现村民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支持原村主任的人,就说另一个主任候选人文化程度低、是“村霸”,谁不投他的票就恐吓谁。而支持另一派的人就说,原任村主任、村支书私自低价变卖村里的收割机,在选举前,还把外村的几十个人的户口迁到本村。有的人问记者:“你昨天晚上为啥没来?拉票的、请客的、恐吓人的、在广播上喊话的,多得很,我们村简直是‘村霸’横行”。还有人问记者要名片,说是想反映村里的情况,也希望记者来村里作详细调查。记者问选委会主任是不是也站派,他苦笑着说:“我也站派”。但据记者观察,这个人在选举上却能坚持原则,把自己的选民身份与选委会主任身份分得很清,这是一个是非感很强的人。

中午,镇里派人买来了包子、豆浆,镇领导和工作人员站着吃了点东西,午饭就算解决了。

在镇干部和公安人员的监督下,下午三点,选举结束。四个投票站的选票全部集中到村部大院,各个投票点开始计票、唱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把整个唱票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对于有争议的选票,围观的人相互观点不一致就会吵起来,这时,扛录像机的就会过来,把镜头对准互相争吵的的人群。选委会决定,各组有争议的选票先集中起来,待唱票结束时统一由选委会鉴定。7点钟左右,大部分选票统计完毕,只有一个投票站计票没有结束。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忽然发生了。

有个村民提出,为什么给一个没有本村户口的人发了选票?因为这个人的户口早已迁出本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村选委会主任解释说,选民登记时,是根据村里的集体户口本,凡是集体户口本上有的,且超过18周岁,就认定为选民,发出选民资格公告。因为这个人的户口还在集体户口簿上,就认定他为选民。公告以后,对这个村民的选举资格没有人提出异议。昨天,这个村民的家人拿着自己家里的户口本来办理委托证的时候,才发现其户口已经迁出了。这个人的户口已经迁出,家庭户口本上户口已经注销,但集体户口本上却没有注销。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发不发选民证?因为农村的村集体户口簿上这种事情很常见,有的人死几年了集体户口簿上名字还没有注销。既然我们是依据集体户口簿确定选民资格,集体户口簿上有人家的名字,又没有人提出异议,选委会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给这个人发了选民证。

对此,昨天就有人向选委会提意见,选委会没有回应。结果,这个人今天参加了投票。

镇里的领导一听这种情况,马上召集选委会开会。镇里负责选举的韩副镇长严厉批评了选委会全体人员,认为这是选委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选委会的几个人整整忙了多半个月,乍一听这话,有点接受不了。于是镇里负责组织工作的杨书记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问题。选委会肯定有责任,但是也确实有客观情况。他提议选委会和镇选举工作指导组开会,研究处理意见。于是,马上召开选委会紧急会议。十分钟以后,决议出来:由于这个人户口已经迁出,不应该发放选民证。但由于选委会工作疏忽,给这个人发了选民证,此人又参加了选举,导致收回的选票比应发选票多出一张。鉴于这种情况,本次选举无效。杲村的村委换届选举另选日期重新进行。选委会的决议被记录在案,全体成员在选举会议记录上签字画押。

选委会主任马上在广播上公布了上述决定。然后镇领导与选委会一起商定,决定29号重新选举。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由于明天一大早还要参加另一个“重点村”的选举,镇里就安排记者睡在乡政府办公室里,饭后跟杨副书记聊天,问他怎么看待这次换届选举,他回答道:“村民自治肯定有积极意义。但在农村大的体制没有变化以前,村民自治的效果是有限的。有的地方矛盾还会趋于激化。不是有人说过吗:村民自治是在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实行最高形式的民主。”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目前选举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情况,受制于农村的客观条件和农民的觉悟水平,其实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再说,村委会组织法和选举办法出台时间不长,这是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出台后的第一次选举,有些规定不太切合农村实际情况,有的选举办法上没有规定但却时有发生,基层干部在做工作的时候不好掌握。选举出现漏洞,不可避免,万事开头难嘛。有人说农民直接选举有拉票现象,其实上级的换届选举也常常也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不是人的觉悟问题,而是整个选举制度建设的问题。

西史赵:暗中较劲

4月28日6点,下着蒙蒙细雨,记者到达该镇的西史赵村村委会。这个村的选举全部在村部大院里进行,六点钟选举正式开始。中心会场只设了一个大投票箱,有四个秘密写票处。两个代笔处,一个审查发票处。选委会的人4点多就起来了,忙着布置会场,给秘密写票处上方盖上防雨布,其他地方支起遮阳伞。在记者的印象中,这个村的选举委员会组织能力是最强的,选举会场布置得也非常合理。

西史赵村位于庙李镇南面,全村有1470多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情况还算不错,十年前就曾被评为郑州市的小康村。但近七八年一直不太稳定,村委会主任不断地换,村支部近于瘫痪,经济发展落在其它村后面,也不再是小康村了。据选委会的人说,这个村也是分成两派,一派支持该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大)王伯顺,此人1994年以前任村主任,前段时间刚刚当选为村支书,还没有公开向群众宣布。这次又被推选为村主任候选人。为什么姓名前面加一个大字呢,原来这个村还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于是加上一个大字以示区别。另一派支持一个叫邵文俊的村主任候选人,这人是一般农民。听村里的人们议论,其实群众都期望选出一个好班子,好好利用该村的优势位置和良好条件,把村里的经济搞上去。

在去这个村以前,镇里的领导告诉记者,这个村的竞争会很激烈,很有“看头”。可实际上,这个村的选举却非常平静,不知是下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里的选民投完票后很快就走了,很少像前面几个村那样,大伙挤在院子里,能等上一整天。因此选举现场显得冷冷清清的,加上镇里来的工作人员也不到一百个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不过群众的投票积极性很高,村里有几个年过九十高龄的老人或者自己坐着手动三轮车,或者由家人用车推过来参加选举。由于这个村不让委托投票,这些老人的票都是由镇里的工作人员代笔,然后自己投进票箱。

在选举中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有个选委会成员发现,有人把一张填好名字的纸条放在秘密写票处的桌子上。这个纸条上面,写着“正式候选人姓名”,有的人名字下画着圈、有的人名下打了个x,下面是“另选其他人名字”,用手写体写着4个人的名字。估计可能是有人怕自己一派的人填错票,就事先准备了一个样本,趁写票的机会放在桌子上,以供后面的人参考。选委会马上没收了纸条。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村委会选举。一会儿,有个人送给记者一张传单,只见上面写着:

“西史赵全体村民们:

目前我村的换届选举已经进入关键时刻,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能否生活(原文如此)。我村已经乱了这么多年,结果还是王伯顺留下的那些家业没有一点进展,你冉二保(原村委代主任)在任这么多年都干了些啥,能否说一下?希望有良知的人能深刻反省一下,我村有几个七年,你冉二保能不能在公开场合接受全体村民的质问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邵文俊只不过是冉二保的傀儡而已,实则冉二保,虚则邵文俊。

想生活下去的人们,不想要饭的人们,有良心的人们,请投王伯顺一票。

西史赵想活下去的人

二00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而另外有人也发了一个传单,题名为《论西史赵村干部》,与上面不同的是,这个传单的落款人署的是真名“王长海”。据了解,这个人是该村一个普通村民。由于文章较长,这里只能重点摘录出关键部分。此文开头写道:

我是西史赵村一名普普通通的村民。目前,我村第四届村民委员会候选人已经产生……现在就村里领导工作,我发表一点意见,供父老乡亲参考。一、当任我村领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二、当任我村领导,必须以群众为基础,有事同群众商量。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工作,接受群众监督。(以上大意如此)三、当任我村领导,必须坚持一切为“西史赵”的发展服务……(略)四、在工作上必须做到有计划、有方案、有程序、有落实。

第四条下面是十条具体要求,如要求每月至少召开两次村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村民会议、通过广播向村民汇报村委会的工作或决议、村里重大规划、重大事情必须经群众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财务账目全部公开、村里经济、财产情况要制单发放、公布到户,每年同群众核对一次,同时要建立群众给干部打分制度等等。

这个材料其实反映出了大多数群众的要求,连镇里的副书记也说,这个材料写得很有水平。如果这个人是候选人,这就是一份极好的“竞选提纲”。

到下午2点半,选举正式结束的时候,98%的人都投了票,只有十几个人没有来投票。经过紧张的唱票计票后,6点钟左右,选委会主任当众公布了选举结果。全村共有1040人参加投票,现任村支书大王伯顺只得了419票,邵文俊则以539票当选为西史赵村第四届村委会主任。本来按规定应该选5个委员,可9个委员候选人只有4个过半数,还有一个没有选出,只能等再次补选了。

选举到此,该村的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果然,第二天即29号,这个村又顺利补选了一个村委会委员。

但是,据选委会的大多数人估计,邵文俊虽然当选了,由于村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紧张,这个村的未来发展还很渺茫。有的人说,村支书是由镇里在后面撑腰,村委会很难发挥作用。而且还反映这个村支书有经济问题,只有把他的事情弄清楚,查个水落石出,村里的工作才能理顺。不过,我也问过一些乡干部,问他们怎么评价现任村支书,有的说事情很复杂,有的说这人挺能干的,意见也不一致。已经证实的消息是,该村支书与庙李镇主要领导是亲家,镇领导的女儿嫁给了村支书的儿子。一个干部说,由于这层关系,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镇主要领导很少到这个村。选委会的人一致认为,村支部应该实行“两推一选”,不能搞暗箱操作,只有这样,村两委班子关系才能理顺,村里的工作才能开展起来。看来,村委会直选只是揭开了村民自治的序幕,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两委关系问题、乡与村关系问题、村务公开问题、民主理财等,这些都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加以规范和完善。

据介绍,今天正式选举的另一个村——张家村也爆了冷门,原来的村主任落选,应该选出四个委员,可只有三个候选人过半数。

重返杲村

杲村的重新选举最后推迟到4月30日进行。由于有了第一次选举失败的教训,镇工作人员和选委会成员都很谨慎,工作非常仔细,可谓一丝不苟,如履”比徽蜓【僦傅甲楹驼蚺沙鏊母删埠茉缇偷酱锵殖 S腥丝缸怕枷窕诓煌W叨

选举在早上7点开始了。整个气氛一如27日的第一次选举。镇领导在村部办公室里召集村选委会成员开会,商量如果再出现上次多出一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四个投票点投票结束后,同时开始分别计票,如果哪一组出现收回选票多于发出选票的情况,就宣布这个组的选举无效,马上另行组织重新选举,其他组的的选举结果有效。选委会主任和成员把此决议形成文字,摁上指印。

选举在喧闹中缓慢地进行,不时有些小的争议,但很快就被化解掉了。到下午2点,四个组的投票全部结束。各个投票点都把票箱密封好,带回村部同时分别计票。突然间,一个投票点的工作人员拿着一张主任选票找到选委会主任,说这个选票有争议,请鉴定真伪。这张红色的主任选票在镇指导组和选委会成员手里传阅一遍后,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一张伪造票,因为所有的正式选票上都盖有选委会的公章,上面有“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杲村第四届选举委员会”的字样。而这张选票上的公章只有一个半圆的红线、而且只能模糊看出“郑州市金水”几个字,其他字看不出来。有的人怀疑是昨天在选票上盖章时没盖好。一个人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因为每张选票都检查过,不可能出错。最后选委会经过争论,达成一致,即认为这是一张伪造票,这张选票由镇选举工作指导组保存,此票不计入该投票点的总票数。对这个问题,镇指导组要求选委会当场形成会议纪要,签名画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会儿,第四投票点来人报告:“选举结束时,我们清点了主任、副主任、委员选票,收回的票数一张也不多,一张也不少。可是在唱完票后,却发现副主任选票竟比发出的选票多出两张。有人抓住这个不放,要求宣布选举作废。请问怎么办?”

镇领导要求工作人员重新统计,但结果还是多出两票。镇领导立即召集选委会开会,商量对策。镇里的领导认为,这次选举程序合法,应该说选举是成功的。尤其是主任候选人、委员候选人的选票,收回的等于或少于发出的,符合选举要求,应视为有效。至于副主任候选人,根据计票结果,第一、二、三投票点的选举有效。第四投票站,在选举结束后,收回的选票还等于发出的选票。但在计票时却发生了收回的选票比发出的选票多出两张的事情,这说明有人在故意制造事端,企图破坏选举。应在第四组重新投票选举副主任,其他组的副主任选票继续有效。

村选委会的成员有的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有的认为可按镇领导的意见处理,最后选委会9个人举手表决,有一个不同意,于是少数服从多数,此决议有效,并记入会议记录,同意的人签字画押。这事儿耗费了几乎一个小时,这时,天已经黑了,时间是晚上8点多。

很快,选委会统计了村主任、委员的总得票情况,填写了选举报告单。上届村委会主任以微弱多数当选新一届村主任,只选出两个村委会委员,还要补选一个。镇里要求选委会主任立即把选举结果、副主任选票出现的问题及选委会的处理意见,通过广播向全村群众宣布。同时,镇领导通知镇工作人员马上离开杲村。我们刚走出村广播室,一些人就拥进屋里,有人喊叫着:“不能公布结果,选举无效”、“谁公布打谁”,广播里很快就传出一片吵闹声。镇派指导组意识到情况不正常,一面催促记者坐一个干部的摩托车先走,一面和公安干警赶回村委会广播室。据事后目击者介绍,当时许多村民拥进了村委会大办公室和里屋广播室,并看到原来放在东边桌子上的广播话筒已移在了西边桌子上,选举计票结果也在广播室地上扔着。显然有人想阻挠宣布选举结果。事实上,这些人得逞了。当天的选举结果没能当众公布。

事后,经过镇村联合调查,选委会维持了30日的选举结果,镇派出所对当天两个冲击选举会场的人实施了治安拘留。5月17号,随着被称为“老大难”的杲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委员成功,庙李镇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全面结束,进入推选村民组长阶段。据镇里提供的统计数字,这次各村的参选率都在95%以上,新一届村委班子平均年龄43岁,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到65%以上,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都有明显改善和提高。全镇7个村换届,其中四个村的主任易人,新当选的村委委员更多,变动也更大。

呼 唤 理 解在目前中国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种“丑化乡村干部”的倾向,比如说乡镇干部素质低、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等等。这种“妖魔化”的结果是,许多常年不出书斋的学者们谈起乡镇干部直摇头,一些关心农民的人士也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失去了信心。的确,目前农村存在着巨额负债、农民负担屡减不下、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劳动力就业困难等大问题,这不容回避,需要认真解决。但是,这些问题是否都应由乡村干部负责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有深刻的体制和宏观政策原因,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乡镇干部。即使乡村干部有责任,也不应负主要责任。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一个互相理解和沟通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各种组织和阶层之间相互交换意见,达成“同情的理解”,从而减少隔阂,保持宽容,共同为深化改革和社会进步而努力。而对乡镇干部的评价上,我们发现,这种宽容和理解是多么的稀缺!这次到农村采访村民自治选举,就让记者思考良多。其突出的感受就是,“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

一般认为,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态度比较消极,因为村民自治会削弱乡镇的权威。其实,这次在庙李镇的采访使我看到,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并没有明显的排斥,而是把这当作一项工作来认真去做,显得很有敬业精神。有的干部还说,这样的“海选”早就应该搞了。至少这个乡镇的领导层是支持这次换届选举的,而且整个选举组织工作是成功的。记者这样说,并不是指全国的村委会选举都是这样规范有序,而是想说,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各地情况很复杂,最好不要只看到一个地方的情况就作出一个很大的判断,说什么“中国的基层政权普遍腐败”、“中国的吏治有根本问题”,其实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不良习惯,跟闭眼不看中国现实盲目乐观一样可悲。或许,我们在封闭的历史里生活太久,思想的触角已经磨钝,不能做健康的反思。或许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还没有修炼到开放和宽容的境界。但是,无论怎么说,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已经使“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思维习惯,都要在这个浪潮面前,得到重新审视。无论如何,思想的平等对话,不同声音的“辩驳”,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福音。

最近两年,讨论农村问题的书越来越多,人们对农村的现实也认识得更清楚。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读来使人沉重,提醒我们对改革的难度要有足够估计。上海学者曹锦清《黄河岸边的中国》则使人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关注和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对此,我们致以多大的敬意也不为过。我们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如能有时间翻翻这两本书,定会受益匪浅。但是,读了书以后,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能人云亦云。现在有不少人和报刊,总是在此处停下来,不愿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情绪代替结论,以读书代替调查,以专家代替思考,长此以往,岂不谬哉!

具体到这次采访,我深深的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可能到了一个重要时刻,中国农村的前途可能就在这新世纪的前几十年内决定。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尽管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尽管还有很多矛盾需要克服,但是这个大体方向是正确的,我们需要真正的热情来支持她,我们需要切实的行动去了解她,更需要踏实的工作去完善这一制度。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选举法》,我们的村委会直选还有一些环节需要完善,有的地方选举后矛盾并没有消失,两委关系问题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这些都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去改进,也需要健康的社会舆论去探讨。我们需要仰望星空,但是也不要忘了脚下的大地。我们需要激情和理想,但我们也许更需要充分的信心和理性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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