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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亟待系统改革

教育改革无疑是“系统”的改革,主责者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常红晓   教育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注定为正在召开的“两会”热议,也为社会各界瞩目。

这主要源于两个事实:一是国人长期重视教育的传统,对教育变革异常敏感;二是“两会”前夕,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纵观《纲要》全文,主要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明确提出,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到2010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4%。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3.48%。这意味着三年后,中国教育投入增量或将超过2000亿元。

二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考招生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开放民办教育,增加教育供给。这无疑是提高教育投入的绩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根本。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现有1.54亿义务教育学生、2400多万高中生、近2200万中职学校学生,还有2300万大学在校生。全国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加起来约为2.22亿人,超过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同时,中国还有1700万教师,其规模举世少有。

就教育而言,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是投入,二是质量。就投入而言,政府、家长、民间投资都可是教育投入的主体;就质量而言,是对教育投入的绩效的拷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都非常关注投入的产出,这种产出就是“教育服务的质量”。

要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一方面要多方筹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改进教育系统的效率,吸收现代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先进成果,及时更新教育内容,改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期教育成为提升一国人力资本价值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投入的问题就相对清晰: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部由政府投入,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公共产品向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国家、家长和社会力量共同筹资,扩大教育服务的供给,给家长和社会更多的选择。无论是政府全额投资还是多方筹资,都不意味着教育机构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

应该说,2005年以来,中国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从绝对数到增幅,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教育投入的增加是否同步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提高?答案好像并不确定。这从近年来公众对教育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就可见一斑。

中国教育从整体上难以“令人民满意”。目前公众对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多有批评;同时,城乡教育差距悬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突出,城市中小学“择校热”高烧不退,高考录取公正性屡遭质疑,教育乱收费和腐败多发。凡此种种,有目共睹。

问题出在哪里?除了政治体制的“硬约束”,教育内部的体制改革滞后是症结所在。正如诸多有识者所指出,多年以来,各级政府向教育系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近五年尤其可观。但是,政府教育投资的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相当一部分教育投资并未获致预期的结果。从各级各类公立学校里,一线教师对教育行政系统的抱怨中,就可明显感知这一点。由于僵化的教育体制,教师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压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8月启动的《纲要》制定,显然寄托了决策者对教育改革的巨大期望,也是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路线图。事实上,这个管到2020年的《纲要》,教育改革的政策措施和诸多试点还主要集中于前三年,即2010年-2012年,其中深意存焉。

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显然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对中国这个拥有高达2亿多学生的国度,教育服务的提供、付费、监管显然应有“革命性的改变”,而不是拘泥于现有格局。

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4%,尽管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言“难度不小”,但一旦该比例最后变成政府教育投资的政策目标,通过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应该没有问题。

一旦政府教育方面投入达到期望的4%,教育质量和投入的绩效必然会成为公众在教育方面关注的首要问题,教育系统和行政部门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必须有独立于教育系统的机构跟踪评估教育质量和教育投资的绩效,并实行教育“问责”。这是确保《纲要》不变成“教育系统向财政要钱计划”的当务之急。

教育改革无疑是“系统”改革。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知,主责者也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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