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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1、2期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5日

 

 30多年改革经验无非十二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

 

 胡舒立    本刊执行总编辑、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院长

30年足以使一个人走向成熟,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此做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迈进2010年,作为新兴、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好消息接二连三:从总量看,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否认,这都是改革开放的伟绩。

不过,当世界日渐瞩目中国之时,中国却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未明,大国治理框架尚未确定,法治国家建构步履蹒跚。与之相应,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多发。更令人担忧的是,1978年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众曾一致呼唤改革、热切推进改革。如今,民众对改革的认识却变得纷纭复杂,甚至评判对立,改革的共识难以凝聚。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利益多元,改革已过普惠阶段,不能不归因于“整体改革”的滞后。

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计划到市场,早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客观上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局性变革。但是,在实践中,改革却呈现出种种跛足的步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本来,政治作为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制度,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密不可分。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视政治改革为畏途、企图推延其进程,已经和即将使我们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国家治理而言,目前还有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在开放的世界中,一个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与多层级的政府如何分工、协调?由传统帝国演进而来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如何适应经济分权和“财政联邦制”的需求?

其次,就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践而言,市场化改革也受到质疑和挑战。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日渐起飞,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自大正在国内滋生。这在2008年底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疲态尽显,有论者喻之为“改革疲劳综合症”。从金融机构的国家控制到粮食产业的政府干预,从国企产权改革的停滞到能源资源领域的国有垄断,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均被政府严格管制。价格机制的市场化,远称不上臻于完成。

再者,就社会领域而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政策,正在演变成“财政资金分配的盛宴”。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要靠全体公民的创造性劳动。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没有财富,就谈不到分配。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革除落后的体制,激发公民创造财富的激情和动力;同时,建立并执行正义的规则。

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在住房保障、城乡医保、社会养老方面出台的新政策,更多是在切分现有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随着中国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加,更多的财政蛋糕被切分给诸多中央部门,然后由中央部门“批发”给地方各部门,并引发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激烈争夺。更重要的是,中国每年高达6万亿多元财政收入,其分配和使用难以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这与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符。

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十二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6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

回望32年改革史,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改革时有停滞、在民生问题上“欲速而不达”,都与改革设计者和执行者缺乏整体感密切相关。改革愈“随机行走”,改革自如推进的空间愈逼仄,反之亦然。欲打破这种“怪圈”,必须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高峰,劳动力将由过剩转向逐渐短缺,老龄化日渐加剧,养老风险不断积聚;与此同时,中国将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制度竞争中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整体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

应该说,“整体改革”的呼声经年不衰,为政者与民众对此均有认同,但毕竟行胜于言。只有重建“整体改革”的框架,把握并协调短期、中期、长期改革的目标,坚定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以卓绝的胆识和气魄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国方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民众方有持久幸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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