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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教育改革破冰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01日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教育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讨论,开放教育投资,让任何实验都能正常进行,结果可以由社会公众来评价,或者让历史来检验《中国改革》 记者 常红晓 张艳玲    2月28日,《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下称《纲要》)正式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2010年,这个管到2020年的《纲要》必定会发布实施,中国将迎来“教育改革元年”。

教育改革包括如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还包括城乡义务教育如何均衡发展、如何解决城市择校费问题、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公立大学自主权、民办教育如何发展等问题,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此,财新传媒特邀有关专家,探讨教育下一步改革的障碍和出路,在此刊出会议纪实,以飨《中国改革》读者。

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欧兰俱乐部

会诊“教育之症”

王烁(《中国改革》主编):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于各位专家。第一,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就,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教育是满意的。中国觉得自己的教育有很多问题,美国也觉得自己国家的教育更差。当我们来讨论教育改革的时候,有哪些难题和困难是中国独有的,哪些是共有的,这也使我们能考虑不同的解决思路。

第二,教育从来不只是教育本身,它还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途径,在中国更是这样。它寄托着下层阶层改善处境的重大希望,它也是改善社会公平的重要部分。这次教育改革会不会触动它的性能,如何才能兼顾公平?

陈宇(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生太苦。孩子从三岁起一直到十七岁,几乎都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是成长的快乐。可以说,全世界精神上最苦的孩子在中国。第二,家长负担太重。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要花很多钱,而且越来越多。穷人上不起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第三,关键的问题是孩子这么苦,家长这么难,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人才?还不知道。事实是,数十年来,中国培养不出和世界一流强国比肩的一流人才。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是至今教育管理的刚性体制。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政府包得太多,管得太宽,统得太死。30年来,中国成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全都在改革开放,但教育部门却一直在加强管理、加强集中,企图包揽一切。这次《纲要》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包括提出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支持民间力量发挥作用,但估计这个过程的实现会很艰难。

韩民(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中国改革的形势和过去30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推动改革者的利益,因此改革的难度增大。第二,改革进入深层次,对于深化改革的方向、内容和方法等存在很多争议,因此,不能把改革简单化。

教育改革难,最大的难点是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社会对教育的现状不满,但怎么改、改什么,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作为规划纲要起草的参与者,我觉得纲要文本的起草和制定本身也是一个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很多改革措施也是各利益相关方妥协的过程。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凝聚共识。

卢晓东(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研究员):总体而言,这次《纲要》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有很深的思考,其安排基本符合教育规律,值得肯定。例如在高等教育规模这个问题上,《纲要》把整个高等教育的增速“刹车”了,这是重要的政策变动。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保持8%的增长率,2009年-2018年整个经济又会翻一番,但在此期间,《纲要》确定的高等教育规模才增长16.8%。“刹车”后才能有适当的余暇,去解决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

目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大城市的“择校”问题都与“范式”这个概念紧密联系。中国教育陷入了一种固定的范式之中,小学、中学是在不断地学,把一个东西反复、深入地学,从而陷入了“范式陷阱”,使得学生缺乏创造性。我发现,中国高校本科毕业的总学分要求远高于北美、日本。如何从旧的范式中突围,这也是教育发展一个关键所在。

蒋国华(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不是学生陷入到某个范式中,而是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大学校长、中小学校长,都陷入到这个范式里。因为他不用备课,一睁眼就这么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这次《纲要》明确2012年教育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第一次明确说,国家对义务教育买单;第一次把民工子弟置于共和国公民的地位,要求保障其受教育权。这都算是进步。

曹淑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讨论教育改革,务必要搞清楚,我们的教育是当代中国的教育。教育领域一切的做法和行为,都要受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约束。如果前提条件不变的话,我看教育改革的空间是很小的。

教育要有实质性的较大的改革,首先要把制约教育发展的大的制度背景、前提条件拿掉,才能改得动。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源并不在教育部门和教育系统本身,板子不应该全部打在教育部门和学校身上。

大学怎么办?

陈宇:温家宝总理在《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前,专门召开了五次专家座谈会。提出教育要“去行政化”,大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网友时,还专门谈了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后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诺要落实“去行政化”。但是,这次全国“两会”上多位副部长级的大学校长站出来,反对取消大学级别,认为这是对教育的贬低。

韩民:大学“去行政化”,必须和整个社会革除“官本位”相配合,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没有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仅靠大学取消行政级别,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把大学的“去行政化”归结于行政级别问题,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矮化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陈宇:韩民主任的意见代表了教育部门、特别是大学的领导人的典型说法。大学本来应当是中国思想最先进、改革走在最前沿的地方。但是,现在大学希望自己最后进,改革走在最后头。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率先破除自己的“行政化、官僚化”?作为大学领导者,难道连自己的行政级别都不能舍弃吗?

曹淑江:大学校长们也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去行政化”。我的观点是,大学去行政化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有合理的步骤。

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在现有的预算制度下,大学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大学的社会政治地位,行政级别高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更容易获得经费和资源。当然,“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学校内部管理和运作的“去行政化”问题。

钱学森问,为何我们的大学不出学术大师?我看这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学术自由的问题。你要出学术大师,必须要有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思想已经解放了很多。但是还不够,还给自己加了很多紧箍咒,给学术队伍和老师施加了很多不该有的约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肯定是激励机制上出了问题。学术创新重要的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质”的水平,也就是研究的原创性水平。这个学术创新,“量”很难测度,“质”更难考量。实际上,没有“质”,就没“量”。对于学术研究不宜简单采用高强度激励措施。但是,目前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数定期用论文数来考核教师,逼迫老师急功近利。

另一问题就是大学激励“行政化”严重,对研究取得一定成绩的教师的奖励,就是提拔到管理岗位上,给予其行政级别。

卢晓东:大学“去行政化”,核心的问题是要给大学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关键是怎么放权。大学要在法治框架下,享有充分自主权,并建立适当的问责机制。

首先要赋予大学财政自主权,同时要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现在大学的正常拨款制度还缺乏法律的保障,学校的很大比例的经费还依靠“985”“211”以及“质量工程”等各种工程类短期项目。大学对经费的充足性并无确定的预见。大学校长在意的是借助行政身份去为大学寻求资源。学校的教务处长忙着申报“精品课程”等各类工程,准备材料,准备评审和验收,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大学长远发展等大问题。

建议下一步在对大学适当分类后,各级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应以“生均拨款”为主,并以法治的程序确定下来,同时减少工程类型的拨款和项目。如此,大学校长就不用依靠行政级别去寻求资源。

韩民: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简政放权。放权是必要的,但关键是怎么放权。第一,放权必须是在法治的原则下。没有依法治教,集权和分权都会出问题。第二,分权、扩大自主权必须与相应的问责机制相协调。有多大的自主权,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就要问责。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管,而是政府怎么管。比如,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一方面要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强化问责和社会监督。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仍然重复着“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

卢晓东:目前只有北大、清华、浙大等七所高校有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连中国人民大学都没有。我们过去呼吁过多次,希望逐渐下放到高等学校。这次《纲要》征求意见后,教育部高教司马上就行动,讨论如何下放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这值得赞赏。

陈宇:教育部既不在第一线教书,也不了解实际经济部门、生产部门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他们为什么要把专业的设置权、审批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有人说,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最顽固的堡垒,还真不是冤枉了教育部门。

韩民:学科、专业设置权从本质上说属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也必须依据社会的需求而定。但并不是完全放给学校就解决问题。比如,现在高校的专业设置一方面自主权不够,但同时,全国数千所高校中也存在着专业设置趋同、资源重复、分散的问题。

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科学的调控和指导也是必要的。另一个就是质量控制。目前社会上反映,目前大学办了不少专业面窄、质量很差的专业,有些专业全国有上千个,很多都高度雷同,学生毕业后难就业。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高考如何改?

韩民:高考改革尤其复杂。从多样化选拔人才,选拔创造性的人才、偏才、怪才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打破“一考定终身”、惟分数论的考试招生制度,用多样的评价方法来选拔人才。

近年来我们探索的高考招生改革,比如大学自主招生,实际就是为了解决用一个标准、用分数来衡量人才的问题。

但是,高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次《纲要》征求意见中,对高考改革,多数人支持“裸考”,就是分数说了算,认为这样才公平。高考招生制度涉及高等教育资源如何配置,特别是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分配,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解决多样化地评价和选拔人才与确保公平的关系,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难点。通过讨论,促进不同的观点、不同利益阶层的相互对话,将有助于共识的形成和问题的解决。

曹淑江: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不是改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改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在现有政治体制、社会环境下,中国必须实行高考制度,否则整个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乱的。

北大搞推荐免试,是在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北大因此可能会做得很好,但没有可推广性。如果所有的大学,都放弃通过高考录取学生,都实行推免制度的话,那一定是不成功的。一个中学校长,要靠地方政府和党委任命,校长和教师也有亲朋好友,如果上级领导和校长的亲朋好友要求在招生中照顾他们的小孩,那校长是否能扛得住?答案是显然的。大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不是某一所学校风气好坏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环境问题。另外,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改革还必须考虑成本问题,目前制度的直接成本较低。

既然高考制度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革,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就必然存在,这不是一个教育理念的更新问题。所以,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映,其根源不在教育本身,在于社会体制。

卢晓东:大家可能对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还有误解。第一,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名单和推荐评语都要在网上公示;第二,学生仍需要经过北大面试;第三,学生仍必须参加统一高考,录取中高考成绩只是降30分。这三关是逃不了的,实际上没有推免,也充分保证了难以“腐败”。这个改革的意义在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成为录取中关注和考察的因素。一旦考生高考发挥失常,可有降30分录取的空间。

元培学院目前有800个本科生,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学生。但当我看到一些校长实名推荐来的学生时,还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觉得他们可能是我多年来见过的最棒学生。今后如果给予大学适当的自主权,允许高校去自主探索、突破旧有高考范式的约束,高考改革和教育改革就会有所突破。

蒋国华:江泽民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过,教育有两大贡献:一个是知识贡献,一个是人才支持。中国的大学估计99%都只能是提供人才支持。现在很多大学都自称是“研究型”大学,或者给自己标注为“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等,其实都不是,因为只是在传播别人的科学和别人创造的知识。我看中国大学绝大多数就应该定位为职业培训站,而不是所谓研究型大学。

过去,这个思想不明确,花了很多冤枉钱。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高考怎么改,招生怎么改,大学怎么办,就必定会有全新的思路。

辨析教育投资

韩民:此次《纲要》提出,到2012年要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这个目标已被社会上作为衡量教育能否优先发展的重要指标。我认为,尽快实现4%的目标,不仅是保障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所必要的,而且只要各级政府切实作出努力也是可能实现的。

陈宇:我过去也认为,政府早该做到4%,但事实上,这个投入问题,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各国都在说4%,全球平均据说是4%,中国还到不了4%,看起来中国确实落后,但是,中国与国外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全球平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0%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只有得20%,相比之下,这增加了教育投入的难度。如果要让它达到4%,别的事就不干了;第二,中国的GDP涨得很猛、很快,在全球没有这样的,也难以持续。2008年,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到3.48%了,但GDP总量上去后,教育投入整体比例就掉下来了。

在经费投入问题上,我更希望是多元化,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民间资本进入教育,而不是政府一家拿钱。政府的钱花起来效率低、浪费大。我国现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水平很差,就像办公共食堂一样,很难办好。公共资源的使用也要改革,比如用“教育券”的办法,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卢晓东:我主张达到4%就够了,不要再加,否则会导致教育经费的浪费。原因在于,财政经费投入教育过程并产生教育效果,必经很多环节,第一是税收,收税要消耗成本;第二,财政部、教育部的管理也有成本;第三,监督检查和评估的成本;第四,投资失误的成本(也许有寻租成本)。同等的经费如果以财政经费的方式投入教育过程,实际耗损非常厉害,效率是极低的。如果老百姓的钱直接投入教育过程,更加高效,因为避免了以上成本。

从高校拨款看,政府拿的钱越多,高校就越依赖政府,就越不利于提高高等学校的自主性。4%目前是一个泛政治化的目标,其实际意义并不那么重要,不必继续加大这个比例,因而增加政府的权力,损害大学和中小学的独立性。要尽可能想办法,鼓励民间投资教育。未来要在公共财政和私人直接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促进居民直接投资教育,有很多办法,包括适度减税、鼓励私人办学、捐资助学等。对此应当多做倡导,并强化制度建设。

储朝晖(中央教科所研究员):我不太同意卢老师的说法。我一直在地方做调查,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包括城乡教育不均衡难以解决,都与投入不足有关。我看,4%还是应该努力争取的,教育投入应该更多。但4%实现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在政府没有转型,仍然花很多精力把钱投向经济和建设。

蒋国华:4%的目标在1993年提了之后,从总书记到政治局常委都表态了,至今没有实现。基于历史的经验,我估计,2012年仍然实现不了。教育作为一种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担成本,可能要有更复杂的认识。

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也不到10%,是州和县两级政府拿大头,每年投入都超过40%。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不是分配的问题。比如我国很多县,该县的所有财政收入,如果给了教育,那么连县委书记都得走着上班。

曹淑江:教育经费的问题,投入量也好、效率也好,都很重要。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预算制度的改革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财政经费使用谁说了算的问题,是个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问题。另外,我们的教育投入的政府负担结构和政府责任划分也有问题,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直接投入太多,实际上应该主要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上去。

韩民:过去教育规模扩张需要增加教育经费,今后重点是要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同样需要增加教育投入。从国际比较来看,在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中,我国私人支出比重较大,而公共支出比重较小。从促进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很有必要。

孙诚(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我认为,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2012年,有必要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指标。同时,更关键的是正确认识指标的内涵,在逐渐实现该指标的过程中,使财政性教育经费能够解决更深层次和更具体的问题。如: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间不平衡、城乡间的不平衡,以及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不平衡,等等。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如何提高4%的教育财政性经费的效率尤为重要。首先,需要加强经费管理,坚持依法理财,建立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机制,高效使用教育经费;其次,还要加强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教育经费花到最需要的地方。

测度教育绩效

常红晓(《中国改革》助理主编):究竟如何来评价中国整体的教育绩效,教育部长说,教育部要成立教育绩效评价委员会,每年发布教育绩效报告。这好像是教育部自己的评估,今后能否有比较独立的机构来做教育质量或绩效的评估?

韩民:第一,教育绩效评估是必要的,必须更加重视;第二,绩效评估不能简单化。多年来,我们把绩效评估简单化,已经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过去若干年,公众和高校内部就对高校评估批评得很厉害。

应该看到,教育绩效评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大学科研,谁来评估、怎么评估,都是很专业的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教育教学是对人的服务,其效果和绩效怎么反映,如何科学评估,还有很多问题要探索。

卢晓东:评估从某些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评估在哲学层面就是反思。教育系统要发展,必须要深刻反思。评估分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今后,应该创造一种机制,促进高等学校的内部自我评估,激励每个院系、高校“每日三省吾身”。

中国未来的教育和高等教育应当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系统,同时向社会公布,这可作为教育绩效评估的借鉴。

曹淑江:搞教育绩效的评估,是要提高办学效率和经费使用效率,这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例如,政府教育部门放权给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对校长要有权力的监督、制衡,要确保高校教师真正有发言权,可制约校长,去监督他。在此基础上,搞一个绩效评估,可能有效果。但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单独依靠个别机构或者某一机构对学校进行监督,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所谓一些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也是假“独立”。教育部搞评估中心,目前还是要靠教育部维持控制着,它能不能搞好评估,谁来监督,也有一系列的问题。

韩民:真正的社会评估机构和大学一样,必须有真正独立之精神。这次《纲要》提出了“管、办、评”分离的思路,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怎么操作,还需要认真探索。假如评估机构完全依托政府,就难以确保独立性。而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教育评估机构,因为要收评估费,可能会被收买,难以公正。因此,如何培养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关键。

孙诚:评估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还是必须做。信息时代教育评价要求,教师不仅要面对在校学生,还要面向整个社会,同时还必须对学习者的时间、智力,体力等资源负责。但是评价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数据库支撑,或是说实现教育数据的公开化。现在很多关于教育的数据是封锁的,今后应该向全社会公开,接受检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开展教育绩效评价时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应实行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相结合,实行自下而上的评估。总希望依靠外部评价实现对教育活动的改进,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评价对象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就很难做到科学有效。其次,教育绩效评价要避免绝对划一的标准。应允许评价对象自觉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过程安排,不能按照既定的评估方案亦步亦趋。三是可以采用一个独立第三方的外部评估,教育评价专家组也不应局限在教育系统内部人员,应该是多元组合。

开放民办教育

韩民:民办教育举办者说,政府对民办教育重视、支持不够,管理过死。但这次征求意见过程中,也有人认为政府对民办学校过于放任,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不顾质量、“挂羊头卖狗肉”的民办学校应依法取缔。从适应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需求来说,政府对民办教育既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包括提供财政补贴等,同时也要站在教育消费者的角度,对民办教育机构和举办者实施必要的监管,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陈宇:最关键的问题是开放教育,开放教育改革的讨论,开放教育投资,让任何实验都能正常进行。至于开放教育的结果,可以由社会公众来评价、或者让历史来检验。

只要真正开放民间力量、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人民一定会有创造性,私人办学质量会逐步提高,教育服务会日渐多样化。如此,民办教育与公立教育就会有良性的竞争,在竞争中提高质量。学生和家长有了更多的选择,就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教育改革。

蒋国华:这次《纲要》征求意见稿没提“教育产业”,忽视教育的产业特性,这是一个缺陷。将来《纲要》如公布,我觉得还是要提。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你既然承认知识经济时代,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特别是大学,都负责知识的生产、传播、培训,那教育肯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业部门。不承认这个,就是否定事实,是缺乏远见的表现。

常红晓:据我所知,教育部从几年前已明确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

韩民:对“教育产业化”社会上有不同看法。我们反对把教育作为赚钱手段的“产业化”。因为教育有很强的公益性,而且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选择性的教育,而是缺少公平的教育。“教育产业化”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蒋国华:我看中国大学绝大多数,比如99%的大学,就应该定位为职业培训站。而且高等教育,光靠政府是背不起来的。要增加教育投入,不能光靠政府,还要激发企业和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未来企业就是要大踏步进入高校,参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整个大学的教学,都要随之转变,并在企业环境下培养。对此国家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如果没有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企业是不会进入大学的。

高翔(摇篮网CEO):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我们是通过互联网提供幼儿教育服务,并不花政府的钱,还可让家长少花钱、少花时间。但是,我去上海一个公立幼儿园,说我这个系统白给你试用,行不行?但这个园长回答说,不行。我们不能有政府规定之外的采购。可见,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缺乏改进和创新教育服务的动力。

教育改革下一步

储朝晖:教育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词——“解放”,就是要把老师解放出来、把学生解放出来。我近期到广东跑了多个学校,总感觉教师、学生、学校领导有一种非常被动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决定不了改革怎么改,想听听上面怎么说,有什么精神,就怎么改革。这背后就表明,从学生到教师,以及到各级行政领导,背后都有一个思想解放不开的问题。当然,思想的背后是体制和制度。

下一步改革,目前《纲要》也不是特别明确,关键是整个社会要真正解放思想,把思想解放到教育本原上来。教育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教育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放开闸门,让大家敢想、敢干、敢探索。

韩民:中国对整个教育的管理既要分权,同时也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合作。不容否认,在教育管理职责问题上,确实存在着部门分割的问题。比如说,有关职业教育管理的职权划分,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之间就存在多年的争议。部门之间如何加强统筹协调?国外也有很多改革的尝试,比如,有些国家是教育部门和劳动就业部门合在一起,有些是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合在一起。教育改革涉及诸多部门,形成合力对推进改革至关重要。如何超越部门利益,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是今后改革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孙诚:第一,目前教育所暴露出的问题,很多都不是教育系统内部自己所能解决的。下一步需要站在更宏观的高度,统筹解决遗留问题。

其实,教育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国家决策的执行者,执行来自中央及各个部委所下发的诸多政策法规。当然,这些政策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需要与多家部委共同商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二,《纲要》制定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关注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由人力资源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但可能对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比如择校费问题、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大学生贷款难、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及绩效考核等考虑得不够,因此,下一步需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影响百姓生活的教育问题。

第三,加强高等教育的研究,如对研究型大学、地方性大学、高等职业院校等的发展空间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多年来中国一直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虽然数量规模发展迅速,但以中考末位淘汰的方法解决生源问题,严重制约中国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为技能型人才成长开设“直通道”,需要研究。

总之,目前教育改革的调研还不够深入,对问题的症结以及解决的方案探讨不够。希望其他部委的人员也能够参与到教育改革的调研中。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并以民心为重,形成改革的合力。

高翔:如果总是在讨论,成本也太高。下一步改革,如不能大刀阔斧,至少要在小范围大胆采取一些行动。行动可能会出现错误,但毕竟可以总结教训。我们更多希望看到教育改革的行动。

常红晓:教育、卫生这些重要公用事业都需要大的框架性改革,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教育改革必然是系统性的改革。

教育可能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投入问题,另一个是教育质量和绩效问题。真正提高教育绩效,一方面投入要保证,另一方面还要靠加快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开放民办教育。这意味着,教育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体制改革,都要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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