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目前看，乌坎村冲突的源头是村庄干部作为“内部人”，控制了集体财产，民众的利益实际上受到损害。但是，这只是一个导火索。

事实上，从全国看，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人被乡镇政府或资本俘获，成为“村庄CEO”，从本来的集体经济组织代理人异化为集体资产或财产的实际控制者。此类案例相当多。乌坎并非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既然如此，为何乌坎村民众与原村两委干部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失控？最关键的问题是，村庄精英的攫取行为已经制度化。比如，村干部的种种腐败行为，实际上受到乡镇政府甚至更高层官僚的庇护；同时，这些精英还控制了村委会选举，把“海选”变成了形式，实际上保护了其攫取集体资源或财产的权力。

二

乌坎村冲突的焦点是土地及集体资产问题。土地无疑是村庄最重要的不动产，尤其是广东等沿海地区，土地增值的空间很大，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认知更为明确，因此土地权利受损的敏感性也更强。尤其是，在无法有效约束村庄精英的前提下，民众的对立乃至愤恨情绪一直在蓄积。

此前，当乌坎土地被人承包用于规模农业时，由于依然是农地农用，农民的不满也有，还不严重。一旦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大大提升，农民基于对村干部的不信任，于是更为不满，也更愤怒。

这种愤怒的背后，是发达地区农民对永久失去土地财产权的恐惧，也是对村庄精英攫取集体资产并与资本勾结的反抗。

三

就广东省高层而言，这是一种执政能力弱化的象征。比如，市县一级党政领导并不真正听省级决策层的意见，至少是没有真正在意，而是一意孤行，直至事态不可收拾，最后只好由省高层领导直接出面，解决问题。

这对广东省委、省政府而言，主要的教训是，必须警惕其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影响力日渐减弱，甚至最后被绑架，被迫与基层政权合谋。这才是最大的风险。目前，广东省委出面，组成工作组，直接处置冲突，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对乌坎村而言，原有的党政组织体系事实上已告瓦解，失去了民意基础。甚至可以说，中共党政组织及其控制力，在整个乌坎村范围内已告丧失，并被民选的村级治理组织代替。这对中共基层政权及其组织体系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四

目前，广东省工作组进驻乌坎，一是抓了涉嫌腐败的原村干部，查经济问题，收回被低价转让的土地；二是宣布此前村委会选举为假选举，重新构建民选的村级组织，并任命新的党支部负责人；三是赦免原有群体性反抗的组织者。

从目前看，这都是正确的做法。不过，可惜的是，做的太晚了，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之举。事实上，如果此前市级领导甚至县级党政领导能做出类似决策，及时与民众对话，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会有“乌坎事件”了。

但是，这种事情为何没做出来？原因很清楚，相关市县乃至乡镇领导在其中有政治或经济利益。因此，对乌坎而言，除了恢复正常的治理，恢复中共党组织的权威，争取民众的信任，下一步最先要做的事情是，必须强化的该事件中有关党政官员的问责。、

五

温家宝最近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讲话，是其卸任前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及相关政策的一次全面而强硬的宣示。他明确并第一次提到，承包地、宅基地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这种权利是不应因其户口、身份、居住地的变化而变化，“谁也不能剥夺”。

目前中国，谁能剥夺农民的土地？只有基层党政官员或与党政官员有利益输送的地方权贵。因此，温家宝此次精心准备、非同一般的讲话，应当视为决策高层对近年来中国土地冲突多发的政治表态。

如果土地是一种财产权，那么该权利作为不动产，就是一束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目前，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这些农民最看重的土地财产，在《物权法》上，已被明确定义为“用益物权”，并专章列出，而且早已由《农地承包法》等专门法律确认。

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利束中，农民缺乏抵押、转让等处分权。从产权经济学上看，处分权是财产权的核心。如果农民对土地没有处分权，财产权的硬度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目前中国所有土地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