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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2东莞经济年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李智勇:

主持人李智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2012'东莞经济年会现在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光临本次年会的领导和专家,他们分别是:
 

    东莞市政协副主席朱武坤先生;
    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轼文先生;
    在本届年会上将分别发表主题演讲的专家学者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先生;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先生;
    东莞证券研究所所长俞杰先生;
    全球“五一”奖章获得者,现任东莞证券公司总裁与东莞证券业协会会长,是东莞证券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作为2009年占东莞市场60%以上证券投资资金的掌门人张运勇先生;
    本届年会指导单位有:中共东莞市委政研室、东莞事科学技术协会、东莞事民间组织管理局、东莞市社科联,支持单位:东莞市统计局、东莞事生态产业园管委会、东莞海关、东莞事经信局、东莞市外经贸局、东莞市科技局、东莞市地税局。主办单位: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承办单位,《东莞经济》编辑部、东莞天安数码城、东莞市至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单位,东莞市大业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广东宏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掌柜。
 

    本次年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领导致辞,第二个部分是专家演讲,第三个部分是颁奖仪式。首先有请东莞梁轼文副部长致辞!


东莞市领导梁轼文致辞:

  • 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世文先生
  •     尊敬的周院长,茅于轼先生,各位学者,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在东莞经济年会的现场跟大家欢聚一堂,聆听大师的思想,交流彼此的观点,凝聚发展的共识合作,促进东莞的成长,在刚刚闭幕的党代会和人大政协会议上,东莞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的战略。确定了打造广东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样板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引领区,成为广东现代制造业名城,创业创新之城,生态文明之城,平安和谐之城的发展目标。当战略和目标确定之后,毫无疑问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不同方面一起推动,才能落实战略,实现目标,而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起推动,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创新的观念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创新的观念和科学的理论只有应用到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才能丰富和完善,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迅猛发展,就是观念更新、勇于实践——这两者相生相长的过程。今天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东莞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就要以全球视野理性分析,科学决策,来不断破除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和依赖,以巨大的创新勇气,高超的创新智慧,切实可行的创造举措来指导现在和今后的工作,这就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培育多元文化,以包容的社会心态,开放的思想交流平台,不断提升的思想共识来积极推动。


        真理越变越明,只要不同的声音背后有共同的诉求,不同的观点背后有一样的目标,那么就能在全社会达成程度更高的共识,就能为东莞转型升级,实现共同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理念和源源不绝的创新原动力。


        东莞经济年会是由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发起,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治研究室、社科联和科协的领导,多个部门以及东莞杂志承办的东莞年度经济盛典,东莞经济年会的举办是东莞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以成长为官民商学交流互动,合作共赢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推动了党和政府与企业、学界深入沟通的作用。

     

      几年来,东莞经济年会日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影响力不断扩大,本届组委会通过努力邀请到了周其仁、茅于轼这样有世界影响力,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有民间的珠三角知名学者,还有本土优秀的投资理财专家,共同在此发出东莞的声音,为东莞更好走向未来出谋划策,同时还将为评出的2012'东莞十大经济事件、十大年度经济人物、十大年度成长型企业颁奖,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民间智库和公共文化交流与服务平台的扶持力度。以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为东莞市委市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使东莞的社会研究能结合更多学者的智慧,关注经济社会当下的实际,更有思想高度和理论造诣,以文化名城的建设引领东莞未来的发展,推进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再过十天就是中国的龙年新春,在新春来临之际,我谨代表东莞市委宣传部衷心祝愿各位学者、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智勇:
    感谢梁部长热情洋溢的致辞,下面有请周其仁老师为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宏观经济走向与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周其仁: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

  全球化现在进入一个打通了但是远远没有变平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没有打通的,我们基本上处于冷战的一侧,常年不对外开放,跟世界上的美国、欧洲、日本互相是不打通的,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不到100亿美元,邓小平领导的开放把它打通了,打通是什么形势呢?形象一点比喻就好比有两个海平面,差别非常大,在东莞说这个事情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深的体验,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跟香港、日本、美国的人均收入差不多要相差100倍,有些深圳人跑到香港去,结果一调查人均收入超过100倍,一开放把两个海平面之间开始打通了,我们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全球的商业模式。邓小平说开放就是中国人多,资本少,世界上有这么多过剩的资本,那就开放、引进。

  开放以后,引进的资本和技术跟中国人结合在一起,然后中国人修改自己原来的计划体制,大量产品可以输出。而且随着开放时间越来越长,中国输出产品的量越来越大,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制造中心,世界工厂,尤其是在东莞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个海平面打通以后,资本技术来,我们的产品出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对流。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各自释放了它的比较优势,这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升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升了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作为东莞人,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贡献了这个过程,也体验到这个过程的结果。

  东莞经济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了800倍,如果没有冷战,没有两个海平面,特别是没有打通,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图象,这个打通后来的主要后果是正面的,但是它带来挑战,有一本书说“世界是平的”,写得很好,这里有一些零件,这里有组装等等,他认为世界是平的。我要纠正一下,世界通了但是没有变平了,人均工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相差100倍,2010年前,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概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3%,2010年后,中国经济升得非常快,大概是相差10倍,好的行业可能差5倍,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差100倍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没有这么大,很多东西我们不会造,我们开始会造的东西是从香港、台湾转移过来的,或是从韩国转移过来的,这些东西原来美国不生产,欧洲原来也不生产,原来也在境外生产,它原来也是买,阳伞、玩具、轻工制造品我们都没有生产的。但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得非常快,我们用我们的成本优势,不但生产了原来台湾、香港生产的东西,我们现在开始生产美国本土原来生产的东西,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现象,我把它叫做远程的替代,很多东西中国制造,美国就不需要制造,它的投资移到中国,但他的工人来不了,而且他的工人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的,资本走了,那些工人怎么办,美国加快升级,他继续做中国不会做的东西,这件事情大概是新世纪前后我们看到的IT,就是信息技术,它把很多东西交给中国人做,它的IT技术革命让美国产业进一步升级,但是很遗憾,美国人的升级不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在IT以后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可以把美国、欧洲、日本都带起来的新兴产业,现在讲新能源、讲生物技术、讲医疗,但是还没有看到,这时候就产生了通而不平的摩擦,通带来了要素的流动,比较因素的释放,平就带来了远程问题,发达国家的就业越来越麻烦,很多人没有工作,美国、欧洲即便没有这次金融危机,它的失业率也会靠近8%-9%,这还是统计全职的失业,加上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他们叫部分时间工作的,欧美的失业率其实都高到17%。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0-45%,全球化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有些麻烦,各国政治家非常显示,面临选票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要抬头,开始找中国的麻烦,虽然中国的货是物美价廉,但是那里的产业工人不欢迎,他的失业率升高,这个摩擦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所谓通而不平反应到货币层面,我们一直出口赚了大量的美元,美元赚到手不能锁在中国的保险柜里,因为这是美元,你要去买美元资产,这钱又回到美元去,大量的钱买它的国债,买它的金融产品,大量的钱去了以后,钱多,美元的利率就非常低,利率低就会带来金融资产配置上的麻烦,因为成本很低的东西无论谁去用它就会不当心,美国政府的次贷还是华尔街的很多金融产品、衍生产品,但共同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烧的,钱太多了,利息偏低带来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问题。这么大美国经济,1万亿美元的次贷,次贷就跟我们国内讲的民生差不多,收入不高,买不起房怎么办?商业银行不肯给他做按揭,政府出来说我担保,他没有首付,政府的房贷公司借给他,华尔街把收入不太可靠的人的房贷打包卖给金融业,有些人把房子退给银行,商业银行多了,拍卖房子,房子价格一低引起整个金融界的动乱,最后烧成全球金融危机,粗粗地看跟全球化,跟通而不平是有关系的。它这把火一烧消费就下去了,美国消费很大程度上要通过金融才能形成购买力,金融业一出问题,消费就出问题,消费出问题,进口就出问题,它进口出问题,我们出口就出问题。它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波段,通而不平的世界带来一个掩饰,各国就开始往市场里面放钱,因为金融有一个正反馈,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都怕,捂紧口袋不投资,不投资的时候市场更不好,以美国为代表,欧洲、日本,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大量往了市场放钱,通过增加流动形势市场不要跌得那么凶,使人们对未来增加一点信心,这招在一定时间内是有效果的,问题是大量的钱投入市场,它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这种层面,某种程度中国在07年以后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财政,09年一年增长了将近10万亿的信贷,中国也感到头疼,过多的钱投到市场,当然会让市场看起来很乱,当然不会让萧条显得那么严重,如果往里面放了大量的钱,投放的钱超过了像这个礼堂里服务产品的数量,物价就开始要变化了,因为钱多东西少,服务少,所以就要改变物价,钱去追物的时候,钱不是平平的把所有的物价一天都抬高,如果是这样还好对付,钱追货币的时候,它有点像蜂蜜倒进一个平面,它会慢慢鼓一个包,会让有些价格升得特别快,有些价格升得特别慢,这里面看起来没有太多规律,但是你仔细一分析,它有点规律,通过的钱像钱塘潮浪潮冲来的时候,什么资源供给有瓶颈这个价格就升得快,人家说中国是跟香港学的卖地供应制度,地供应得没那么快,土地价格就要上涨,房屋价格就要上涨,凡是供给有瓶颈,价格就会升得非常快,价格升得快有什么不好吗?这要看我们怎么对待。

  一块土地如果价格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地涨,会反应到所有决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个人,会产生预期,因为过去三年在不断涨,我就想它未来还会涨,只要未来还会涨,买涨不买跌,需求就会动乱,这是金融、资产价格的特点。它有一个越好越往里放钱,放钱的期望是我今天买一平方米房子,无论是5千还是8千,只要我坚定信心,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它会变得更大,我这个买不仅仅是消费行为,有点投资的行为,大量的钱进入市场,总有一些资源的供给有瓶颈,一有瓶颈价格就会比别的商品涨得快,我们在市场中的人,有些是敢冒风险的,有些是看别人数了钱而跟着走,所以过量的货币进入市场,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我们想事情的方式,我们的投资方式等等行为就会扑灭起来。政府为了救这个危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来投了,就造成了2010年这波危机的由来。政府欠了过多的债, 10万亿元下去,在国内可以看到平台公司,很多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了,你看我们的电力、高铁,一下子很有钱了,一下子可以大发展了,这都是好事情,问题是搞经济工作,一旦量过了一定的临界点,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决策就会发生变化,这个价格的调整,对资源配置会一个不少的概念,这些看法如果一直稳定下去也可以,问题是它不能持续,你无论炒股还是炒房,还是炒地会把价格拉到完全脱离这个资产的真实引领能力的水平,是很好,大家看好一起买更好,更好的时候世界一起买,这个游戏到了一定高点就是高处不胜寒,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走,有人走了就会带走一小批人,所谓泡沫破灭就是形象描述这个过程。我们这两年房地产这么旺,挡都挡不住,欧美股票市场非常好,虚拟经济非常好,华尔街07年受到一次创伤,雷曼兄弟倒台,不到半年就活回来了,西方和东方这个现象有共同性,全球处理通而不平摩擦的时候动用的武器就是货币,这个武器为什么这么容易动用呢?

  欧元1971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1年还有一个金本位,每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这是美国财政部承诺的,各国央行拿美元做储备货币,到1971年结束,为什么要结束,因为各国相应它持有美元就没有来换黄金,美国财政部看你没有人来换就多印一点货币,打越南战争就是靠这个办法。因为柜台里面的黄金跟留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字面的美元之间脱节了,如果黄金要换就要破产,因此71年宣布黄金窗口关闭。世界主要的货币叫法定货币,跟任何贵金属没有关系,它也不承诺发行的货币要跟贵金属套在一起,因为跟贵金属套在一起的货币是不能乱发的,贵金属的探讨、冶炼、铸造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一脱钩,货币就自由了,它只受印刷速度的约束,这是中国人的贡献,印刷术这一把刀太厉害了,这个时候贵金属时代会有严重的萧条,因某种原因贵金属供应不足,这个市面上没有钱赚,经济就萧条,这个时候纸币就不容易有萧条,不容易有衰退,但是它容易把钱印多,这个时候影响资源配置,影响经济增长,带来通货膨胀,带来收入重新分裂,通货膨胀使一些人发了大财,通货膨胀一定会让社会矛盾尖锐,这个事情在71年以后更危险,中国并不例外,因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脱离金本位比美国、世界主要国家还要早,那时候大量印货币,导致40年代末期民不聊生,老蒋走的时候把近代以来国家的黄金储备全部运到台湾,想搞金本位搞不了,只能搞纸币。因为纸币很容易过多供应,我们的体制这么多年来要靠审慎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问题是经济经常有压力,1958年就发生过,全国修了很多的高炉,财政要补贴,就形成了财政亏空,补了以后就要发生通胀,这时候通胀表现为柜台里面没东西,票子多东西少,最后一放东西就买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遇到过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原因都是财政有窟窿,货币去补,国家财政又控制财政,又控制货币,等到物价一高,特别是CPI一高,人群当中的多数就会紧张,因为它的购买力跟不上物价,然后就要调控,最后一波是朱镕基完成的,93年的CPI达到24%,朱熔基亲自兼任央行行长,降低货币的供应,全国人大通过了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一条货币、银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再给财政透支,1995年执行,理论上1995年以后,我们的货币因财政通过超发从制度层面上已经解决了,但1995年又怎么会形成货币供应量过大呢?跟我们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今天交待背景中的最后一小点,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要出口,出口就换来外汇,特别是东莞是外向经济的前沿地所在,一车产品出去进来的是美元,美元不能在中国发,这个时候怎么办,要跟银行结汇,换成人民币来发,一结汇外汇就到商业银行手里,商业银行这个时候怎么做?商业银行要到一个总部到上海的外汇交易中心来换人民币,大家调查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从改革开放以来,近中国这么多美元被谁买走的?当然商业银行互相有些买卖,但是小头,大头卖给了中央银行,就是卖给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拿什么买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拿基础货币来买,央行拿基础货币一买,基础货币就到商业银行手里,商业银行再借给市场,再转,我们的经济就是这么转起来的。

  央行发出多少基础货币不完全是主动的,取决于中国一年有多少外贸顺差,取决于中国有多少外资进入中国,有多少美元进入中国,要维持货币稳定,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货币发行机制,叫被动的发人民币,由进口出的成绩来定我们发多少人民币,这个机制从1993年年代中,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就越来越强,因为原来我们的顺差很少,到了05年、06年、07年中国外贸承接非常大,一年中国的进出口就是总出口减去总进口,要占GDP8-9%,广东省经济主要是进出口,广东省经济大概占GDP的9%,今年广东省生产的东西全部出去了,国内怎么平衡呢?东西出去了,钱在国内,民工打工的钱最后是换成人民币,要在国内花,政府抽的税要在国内花,商品一车车运到欧美去,就形成了国内过量货币追逐商品不足的局面,土地、房价等等过热,这两年投资品价格,无论是钱币、艺术品、红木家具、茶叶等等,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背后就是货币的力量,货币背后是我们的外向经济,是我们进入通而不平的世界,所以我们创造出这个出口导向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在积累国内的不平衡因素,这样就使得局面极其复杂。

  不差钱好吗?资产价格就会上来。内地比如买了房,三年翻了一倍,然后倒过去想,我当年买两个就好,问题我当年没有这么多钱买两个,很快你就会打一个主意,我借钱买,因为借钱利息是这么多,形成的资产是这么多,我把资产减去利息还增加一块资产,市场好的时候,无论是企业、国家、个人,谁借钱就谁发财,这是杠杆,麻烦就是资产价格升到不该高的地方,由于信心危机,由于偶然事件的冲击,价格一往下落,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报告的形势,就是国际国内都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当市场价格下来的时候,资产能够涨两倍的时候,你借10%的利息,很便宜,可是等到价格下来的时候,石头就出来了,全世界的债务危机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是屡试不爽,有一本书《这次不一样》推荐给各位,用了66个国家的数据,长达8个世纪,发现金融危机经常会发生,特别是债务危机,债务违约危机经常会发生,它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有波,等到起来的时候,市场就会放松警惕,等到水一落,就违约了,温州发生大量的跑路,什么道理?就是价格下去以后发现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钱,到期还本,期间付息,但谁也不会保证它只涨不落,一旦落呢?全世界资产的共同背景就是货币推动,过量的货币,因为我们的武器就是纸币,一落到货币,它可以对付一定时期的萧条,但会造成水位偏高,负债偏大。我非常欣赏一位经济学家讲的,唯一的衰退,唯一的萧条,是繁荣带来的衰退,是繁荣带来的萧条,是过渡繁荣,所以这个 时候,水落石出,我认为全球包括中国,不可抵挡,中国经济今年、明年、后年会怎么样,欧债会怎么样,美国会怎么样,要看实体经济,就是差5-10倍的工资,中国、印度、前苏联、俄罗斯、苏东等等,通而不平,这个平的侧面现在看来摩擦会加剧,我们要找到的不是一个外向增长的方式,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稳,稳就是要稳住水面,不要让水面掉得太快,掉得太快石头太多,就会连锁地发生危机,维持水面,尽可能的维持住,落也不要落那么快。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因此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一加就收得这么猛,要持续的稳健。第二是加快石头的重组,加快债务的重组,加快债务的消化,这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我们有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广东省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如粤海广购投资案件,全世界经过风风雨雨多了,这个阶段就把债务重组作为一门课来学习学习,运用运用,对资产负债情况好的公司,这些年就是难得的机遇,因为满地的石头要等着重组,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提升行业的竞争。对我们这边水落石出还会多一个行业,现在劳动力价格上升得很猛,制造业价格起不来,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水落石出,欧债一起来,欧洲、美国的订单一下去,成本顶着我们的企业,办法就是尽可能稳住水面,外销如果遇到一点挫折,我们更多转销内需,因为国内还有很大的余地,通过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深化的政策,它是有可能释放出来的。所以总的形势,我的理解是不可阻挡的水落石出,我们面对它,一方面尽可能稳住水面,一方面是加快石头的重组。

  2012年的中国形势概括起来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宏观上不会有太大问题,8%至9%的经济增长,3-4%的通胀率,现在宏观上有很多牌,法定准备金率还有21%,大型的国有银行100块钱中有21块钱存在央行,如果降低准备率,以一次50个点,可以放很长时间,财政政策有余地,结构性减税已经减了,问题是要落实。第三,中国要改革政策,中国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余地, 2012年的挑战主要是在微观层面,就是怎么应对这个水落石出,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公司,各个家庭情况不同,要针对自己的情况,采取正确的对策。

  我就讲到这里,下面到底要怎么对付,要请教茅于轼老手和林江老师。谢谢各位!


主持人李智勇:
  不愧是大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讲解了当今经济形势,下面有请茅于轼老师,他为东莞带来的智慧声音是《世界经济衰退下的中小企业破局之路》。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

  非常感谢东莞的企业界,我要讲的题目是全球衰退中的东莞成长,以及中小企业怎么过冬,但是我对东莞的了解很有限,很浮浅,我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东莞是以加工为主的基地,现在我们全球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美国、日本、欧盟,他们都有不同的麻烦,美国有点好消息,它的GDP也上来了,失业率也下降了,但是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它将来会怎了,还不是一个很有把握的前景。日本的情况我们说它“失去的十年的”,这个十年基本上没有增长,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不会有什么增长。而最大的麻烦是在欧盟,欧盟大家都知道,好几个国家都出了主权债务问题,政府还不了债,政府要破产,对我们中国来讲,很难想象政府怎么要破产呢?他们的国家里面政府也是一个机构,一旦破产,问题就很麻烦,钱也没有进的,也没有出的,这个政府就等于完全是没有了,前景是挺危险的,因此在这个背景下,要压缩消费,收紧裤腰带,对中国的出口肯定有相当明显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从四年以前开始,从8块6升到6块3,升了25%还不止,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升,我们的外汇储备由于贸易顺差就增加了1500亿的外汇储备,这样下去,对全世界都是大祸害,我们赚的外汇,等于是别人嘴里的,没办法用它,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干什么都是用不完的,因为你挣一些钱是没用的,我们还要增加这些没用的东西这是非常糟糕的政策。


    对东莞的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前景,所以我的看法,如果你是出口的,如果你现在的利润很薄,你就要想办法跳出去,或者你把市场挪到国内来,这种机会不会没有,但也是很困难,因为你要打开一个新的营销渠道。或者如果你的产品不能再做了,就要找一个新产品,对企业来讲,自己进行调整是相当困难的,就需要政府各方面的帮助,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企业的调整关停并转,这对宏观经济倒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外需太大,内需不足,所以对国内的生产是有好处的。


    国内的问题可以看到,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了,资产泡沫这个问题非常大,全世界都在担心中国会不会硬着陆,所谓硬着陆就是泡沫突然破坏,如果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空房,不把空房消化掉,它总是一个心病,说不定哪天价格就往掉,如果这些空房就有人住,问题就解决了。怎么让现在的空房,我不知道东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到前面城市无不例外,都是大量的空房,已经卖掉了,也有住了,但是一空就是很多年。


    另外,就是政府债务巨大,包括银行的债务,这里面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结构出来,一旦有一个宏观因素使得这些问题暴露,也是一个泡沫破裂的类似的后果,另外我国GDP去年的数字没有完全公布,我拿2010年的数字再分析,我们GDP49%是用于投资上,人均消费只占34%,大概是1/3,政府消费13%,净出口是4%,这么一个比例是极端不合理的,大家辛苦一年,为的是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只消费了1/3,还有2/3没有享受到,这在全世界上是没有的,这么低消费的比例在全世界是维持不了的,是没有的。因此,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靠政府的投资,修地铁、买飞机、修飞机场,修那么多的高铁,这些投资大部分赚不到钱,据我所知国内没有一条铁路是赚钱的,修那么多高速路,很多高速路根本还不了本。想靠投资来把GDP用掉,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消费来用掉GDP的一种结构,这个结构调整非常困难,我觉得要实现这个结构调整,还是调整收入差距,我们这么高的投资证明我们有非常高的储蓄,为什么这么高的储蓄,就是因为收入分配差距大,穷人手上是没有什么储蓄的,而富人储蓄非常多,富人的GDP比例非常高,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怎么使收入分配合理,使得穷人能够更多的赚钱,他们的消费能够增长,困难是非常大的。


    这个我已经谈过了,就是我们要结构调整,对东莞来讲我们是一个出口加工的重镇,我知道东莞政府提出来要产业升级,要高新技术,我也很赞成。但作为一个经济学,我觉得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造福于人民,如果高新技术不能造福于人民,就值得考虑,反过来讲,新开的一个行业,不是高新,但是能够造福于人民就很好。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洗脚,十几年以前没有这个行业,洗脚不算是什么高新行业,现在全国有几百万人在里面就业,而且这些就业的人都是低收入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太了不起了,它不是高新技术,但是它造福人民。我们看看,现在开的店大概有一半20年前是没有的,这些店20年前没有了,现在新开了,我们往明年、后年看,还有新的需求没有满足的,企业家的本事就是发现没有满足的需求在什么地方,不一定是高新,当然高新就更好,我非常造成高新,但是它的方向从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倒不在乎能否高新,而是在乎你能否造福于人民。


    东莞的情况是一个加工重镇,加工是它的强项,它的弱势是虚拟经济市场。我觉得不光是东莞,整个中国,特别是在虚拟经济上非常的弱,没赚到钱,我们赚的钱是实体经济的钱,即加工的钱,那个钱非常可怜,靠我们的劳动赚点很弱的利润,而虚拟经济是可以赚大钱的,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应该是可以赚大钱的,我们不但没有赚钱,而是因为美元的贬值不断在损失钱,国内也是一样的,国内虚拟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东莞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据我所知,东莞的金融业是比较薄弱的,东莞有6千亿的人民储蓄,我一听这个数字笑坏了,东莞一个地方有6千亿储蓄存款,这么多的钱,你把钱用好了可以赚很多钱,金融业就是拿钱赚钱。有了钱就可以赚钱,当然在经济学里面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资源,资本是可以赚钱的。我们就不会用资本赚钱,我们只知道发展实体经济,当然实体经济很需要,但我们是一条腿很硬,一条腿很软,所有靠虚拟经济赚钱的机会把握不住,我觉得恐怕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思想,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农民种粮食,工人挖煤使财富壮大了,虚拟经济不会壮大财富,你放的高低贷把别人的钱带来了,你自己没创造,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虚拟经济是能够赚钱的,你放的高利贷赚的钱同样是可以买东西的,怎么不是实体经济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还不是我二三十分钟能够讲明白的。


    为什么金融业能够赚钱,它跟其他行业能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代经济跟200年以前的经济有一个重大的区别,200年以前靠生产,靠挖煤,靠种粮食,现在是靠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包括钱尽其用,钱要尽其用,物要尽其用我讲一个例子,广东的香蕉拿到北京去吃,它在北京被吃掉和在广东被吃掉的价格不一样,这就物尽其用了,那个是真正的财富创造,物没有变,但是尽其用财富就创造了。企业尽其用也是一个道理,企业可以用好,也可以用坏了,但很多钱用坏了,我们的银行把钱借给不赚钱的行业,这就是没有用好,很多中小企业、私营企业拿不到钱,所以我们的金融业就没有起到金融业该起的作用。没有起到签尽其用的作用,没有把钱用到最好的地方去。在座的诸位,我相信你们银行里都有存款,你们拿多少利息,一年存款是3%的利息,企业家借的利息是50%、60%,你为什么不把钱借给企业家呢?这就是我们没有把钱尽其用,是一个很糟糕的金融业。我们说准备金太高时,资金供给不足也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钱没有尽其用,我们讲利息要市场化,把3%的存款借给50%的企业家,你把钱都借给他,他的供给力就增加了,现在为什么是50%的利息率,就是因为他借不到,大家都把银行的钱拿出来,都去借给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我敢保证可以降到20%以下,大家从3%拿到20%,大家都发财了,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困难,大家还发财了,这就是金融业给人们做的贡献,它是真正的财富创造。


    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大家弄错了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不光是生产劳动,虚拟劳动一样创造价值,所有的赚钱,只要你是合法的,不管是哪个行业赚的钱,都是有购买力的钱。这是金融业的作用性。


    最后我想谈谈房地产的问题。我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房地产的泡沫,还有一个是就是当前的保障房政策,现在我们的保障房要覆盖中低收入的人群,全体80%的老百姓都要靠保障房,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买保障房能捡便宜吗?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我们盖房子用的砖瓦、土地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你创造出来的房子,把这房子交给政府,让政府来分配,本来是交给市场,你到市场上选择,我想买还是不想买,买什么价钱,这是我的权利,我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现在你把盖好的房,这房是老百姓创造的劳动,把它交给了政府,让政府用它的权威和权力来分配,我们放弃了对市场的选择,把它交给了政府,让政府用权力来分配,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大家要是在市场上选择,我想买房好赚钱,赚钱了好好攒钱,我有能力买房,这是财富的创造,现在交给政府,不用你赚钱了,你想办法走后门吧,你首先要写申请,要准备材料,材料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申请之后还要找人托人,走后门,送红包,我们把生产性的活动放弃了,鼓励了非生产性的活动,把分配的权力交给了政府,住房是一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把这么重要的一块交给了政府,政府的权利就大得不得了,可是我们的老百姓很盼望买保障房,认为保障房有好处,政府不创造财富,你的好处本来是你该有的。政府再增加一点控制,连你的粮食也给你发粮票,你就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本来是要创这个市场,要好好创新,想办法赚钱,努力干,现在变成投靠政府。我们的改革到今天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很可悲的是对如此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没有什么人说话,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个话,恐怕要受到很多人的反对,你这个“混蛋”要造成很多老百姓买不到房,大家想想看,通过政府能够增加一分一毫的利益吗?一分一毫也增加不了,你交给政府,就会出很多矛盾,所以我对于房地产业一个最大的担心,当然泡沫是一个问题,它把这个保障房这么扩大挤占了商品化,因为土地只有这么多,结果搞房地产的没有机会了,大家都靠政府了,都投靠政府了,本来分房的福利分房改革以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虽然里面矛盾很多,但总的来说为大家解决了住房问题,创造了财富,今天你把这套放弃了,转到权利分房,这个太危险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


    金融业确实也有问题,金融业是用别人的钱赚钱,占领华尔街的事就是对金融业的抗议,华尔街这些老总们,有钱,而且多得不的了,普通人收入非常低,这个问题非常不好解决。中国金融业不发达,金融业业界人士的收入比大家都高,不如华尔街,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金融业创造了财富,但带来了一个问题,金融业赔了钱不管,赔了钱是投资者的,赚了钱是代理人和你们的。我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智勇:
  因为茅老师要赶6点的飞机回北京,所以现在安排的互动环节比较简短,大家可以提四个问题和周老师、茅老师交流下。 
听众提问:
  我前面听了周老师讲的“水落石出”观点,我对一点比较赞同,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周老师请教一下,我觉得欧美国家所谓的金融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制造业的缺失,从我们人体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自身的造血能力缺失,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而且后面它的造血能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我判断后续欧美国家这场经济危机会将持续一段很长时间,在这里给中国一次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特别东莞是一个制造业中心,我认为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造血能力,这才是我们中国或者说东莞能够走出这场危机的根本,这点我想请周老师指点一下,是否有道理。 
周其仁答问:

  

  谢谢你的问题!发达国家制造业有所谓的空心化现象存在,我们现在是工业化,最早带起来是发达国家,它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先搞了工业和制造业,你研究美国为什么现在的制造业越来越弱,这是比较而言,整体来说美国制造业总的产量、产值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我的理解跟世界发生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发生了替代,它原来关起来门来战后发展,生活水平上去了,经济一发展,工人水平就要提高,工人涨工资是好事情,可是工人工资涨高以后,工资有很大程度向下调整的困难,工资和福利往上走容易,但是往下走很困难,高了以后现在冒出一个中国和美国,差100倍的工资没事,因为他们会造的东西我们不会造,现在我们开始会造了,全球的制造就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形成产出,一形成产出,就会形成远程替代,这里面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就是升级,它创造出由于它的人力、综合素质好造很多中国不能造的东西,再往上升,它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把它的人工工资调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它除了应对危机,还要应对福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高。反例也有一个,就是德国,到现在还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核心,德国也是制造业,也是大量的出口,人工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要竞争力呢?这个东西跟它经历过一次收并东德是有关系的,在危机之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国内重大的调整,就是两德以后的成果,你研究希腊,在欧盟成立以前,德国的工资比这些国家都要高,现在德国很多的工资比南欧国家还要低,原因是东德一组合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两个海平面之间的对比,如果美国学德国,美国好好跟中国搞一次合并,上中国巨大的力量和美国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都有一个很好的组合,当然要面临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这是两方面的事情,美国的工资不再涨了,实质它是在调整,中国这里涨得快一点,慢慢形成所谓不是两个海平面,慢慢变成一个海平面,这个前景是可能的,问题是走向这个前景当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和冲突。


    你的提问我觉得很重要,德国的制造业还是蒸蒸日上,但是你要担心,因为这个规律将来对我们有作用,只要人工工资涨,就会有问题,比如配套不行,最近我在成都、重庆看,配套能力,后发地区形成能力非常快,连配套一起走,很多汽车也过去,IPAD、富士康一过去,很多配套跟着过去了,这是国内两个海平面的游戏就开始了。

 

  抽象来讲,一个制造业要持续发展,第一,你要有升级的能力,这个升级不能脱离实际,要跟你的人工、收入、工资增长水平相适应,收入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之间要平衡,如果生产率很高,收入上不来,这个地方就会遇到问题。欧美的判断也是主流判断,认为欧美的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死不活,搞不好会变成某种程度的日本模式,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中国的困难不是开会就可以解决的,最后要靠企业家精神,找到突破点,找到创新点,我们也希望欧美还会有这样的力量,就像它过去一样,包括在危机当中,美国的产品在危机当中还是要排队,它的苹果、IPAD,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如果让它的产业走到另外一块升级,双方会发展得更好一点,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目前来看,政府的债务危机、制造业在全球面临通而不平的压力,确实会使发达国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现在全球化试着往回走,压力不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倒是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怕,因为高处不胜寒,中国也在迅速高起,我们一方面接着打,一方面我们针对问题和挑战来加以解决。


听众提问:
  周院长,如何看待中国股市长期走势,2012年到2015年大方向如何?中国股市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具备上升通道? 
周其仁答问:

  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股市已经非常低迷,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储蓄率,整个经济增长指数这么好,就股市这么糟,但你放长一点看,也不完全难理解,因为你看06、07年一波,一年半时间上证指数从1千点上升到6千2百点,我刚才推荐的书《这次不一样》,所谓的危机要靠时间来消化。股市是06、07年一波还在,当初吃亏的记忆还在,看到风吹草动就不信任这个东西,我也不认为股市永远这样,股市有没有剩余的钱,有没有优秀的企业,这两个是资本面,中国有很多批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尤其到深圳来看,好的企业成气候,会带出很多好企业,东莞这次没有时间好好看,我相信也有一批好企业,另外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有很高的资源,有很高的流动性,中国股市的基本面我是相信的,问题是这个市场建设还要投入更大的力量,一个市场不是喊着故障就能够起来的,要把基本规则搞好,股市是一个很难的投资,中国债权还没有发展得非常成熟,债权是硬的,水落石出的那块石头,股是软的,没有契约文明,股市的繁荣是很不容易的。

 

  给力的条件,就是官方、民间、社会一起来建设,建立投资者信心,为什么这两年炒房很厉害,很大程度上就是不信任股市,他买一个房至少有一堆砖,股票不知道最后是什么东西,我们要通过契约,通过信任,通过市场规则,通过所谓的公开,从这些方面把市场激活,使股市更加可靠。我上次见到尚主席,他讲了一句话说你长远一点看,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邓小平那个年代才有的,炒股票是资本主义才把这个事情搞起来,从无到有,中国的指数两千多点,每年平均多少点,跟美国比比看,美国所谓牛市也是这个指数,这是尚主席讲的,我转述一下。


    短期进去一刀下来的,记忆犹新,所以长远来看,中国的事情也不是说今天就看得很完善,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你看什么都不完善,但是你长远一点看,看基本面,看未来,看趋势,再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放进去,我们未来的股市还有得一搏。


主持人提问:

  

  欧美及中国非常重视战略型新兴产业,在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延续的关系?


周其仁答问: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一直有一股紧张,你再让市场自发地试,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浪费很多资源,日本追赶的时候,日本通常举的是战略新兴的旗帜,后发国家有的时候会看得明白,你哪个东西做得好,比如合成氨,一上来就弄30万吨,这是后发国家的地位,走在后发地位的国家,往确定的目标走,我觉得它会发挥一点的作用。但要非常当心,由于政府一放手,政府的组织方式有另一方面,它来自于税收,它这个钱没有人追求它回报,再加上我们是任期制政府,今天在这里喊一个口号,明天就走了,东莞任职接的还比较好,其他地方今天换一届,明天又换一届,今天说打东,明天又说打西,我们的武器发挥得不好,反而是折腾。


    政府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歪曲,日本那么强的国家最后没有造出民用飞机,最后他们的科长说,我们手里面的倾斜政策搞了几十年,最后政府举一个旗战略性资源,或者优势战略扶持倾斜,最后把这个市场搞得最能说会道的人都起来了,他整天围着政府讲,但这些人不一定是会最能够打的人,把很多资源拿出来,最后事情干不出来,他们科长的讲话是04年、05年我访日的时候讲的,因此,政府要注意体制机制,社会当中各种人都有,有的人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做事,有的人是浮在上面非常能说,产业政策最怕的就是把能说的人都动员起来,把资源都落在他们手里,天天编口号,最后几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大飞机,这个教训要担心,我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后劲国家,政府在产业追赶中,比走在前面的国家要更多发挥作用,这是可以的,但政府不能让资源发生歪曲,我们让我们的风气动员方面歪曲,还是让资源把最优秀的人、最能做事的人结合在一起,再使成本降低,最后才能够实现得最好。
   


主持人李智勇: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周老师和茅老,这样的著名学者经常来东莞的话,东莞的发展会更好。现在有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演讲《珠三角一体化中的东莞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

林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

  非常荣幸有机会再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记得前年也是在同一个场合,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就东莞,以前讲的珠三角的议题发表自己一些意见,大会组织者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些交流。东莞的中小企业在升级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我们该怎么样走,周其仁教授和茅于轼老师也都讲了一些宏观形势上面的问题,我主要谈谈东莞的情况,我们东莞该怎么办的问题。我自己想了一下,大概讲几点看法。


    第一,东莞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东莞在2012年乃至以后一段时间的经济环境,刚刚结束的党代会以及两会也都提到东莞今年GDP的增长为8%,我首先谈谈对这个8%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我觉得从数字上来看,8%应该是不低的,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欧美国家相比,欧美国家也就是2-3%的年增长率,如果东莞经济保持8%的增长,其实跟全国也就是9%左右,广东2012年,如果按照我所得到的消息也大概是8.5%左右的增长率,也是一个比较弱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到底是否适合,前不久汪洋书记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是不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必要提GDP的增长目标,但是在这点上面,我是这样看的,汪洋书记讲的不提GDP目标,是不是等于东莞或者地方政府不提GDP,我觉得是两种情况,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没有GDP,没有经济的增长,我们不可能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如何为我们的民开支作出服务,这些跟钱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的看法是,GDP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我们的提法是,我们不提GDP目标,不再把GDP当做是最重要的目标来看,但是对于东莞省以下的一个地级市,一个地方政府,我们觉得GDP还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提8%,我个人有这样的理解,如果东莞经济没有转型升级,还是以出口导向,东莞以外向型经济,以加工出口作为我们的主要动力,8%的增长我个人感觉到低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每低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东莞会有大量的企业可能会倒闭,有大量的工人可能会失业,所以GDP的增长率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提8%,我觉得它有一个前提,其实是一个叫倒逼机制,要倒逼东莞,我们不升级转型,我们只有8%,就无法维持东莞的可持续增长,我自己理解,市里面提出8%的目标,其实是在倒逼东莞非转型升级,换句话说,如果东莞成功从外向型经济导向成为以内需拉动为主,你不要说8%,6%、7%的增长也非常不错。这就是温总理也好,胡锦涛书记也好,强调的GDP质量问题,如果GDP的质量不高,我们无法单靠8%的增长就能够持续让东莞经济发展,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留在东莞这里来创造财富,对8%我们要理解成为这是东莞倒逼机制的一个契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善用8%的契机,我们要实现转型升级,我觉得8%应该是适合的。


    第二,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东莞内外均衡发展问题。我昨天在广东省地税局一个会议上也谈了我的一些观点,我说广东的优势所在,过去30年,走了两个重要的路子,第一个是市场化,第二个是国际化,换句话说,国际化和市场化是广东乃至珠三角地区过去30年最重要的经济增长首要途径或者战略。但现在这个时候市场化在下降,当我们越来越强调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等着政府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这对广东是不利的。另外对广东不利的是国际化问题,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在未来一年也好,三到五年也好,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经济不景气,欧美市场不景气,好像我们不应该提对外经贸关系,国际交流、国际化,甚至连国际化战略都不提了,我觉得对广东是不利的,我把昨天的话放在今天的场合,我们探讨东莞的问题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问题。


    市场化和国际化在新的市场下怎么办,内外均衡,在未来三到五年,东莞也好,珠三角也好,肯定是扩内需,内援型经济的发展,拉动内需,进一步把内需拉动起来,跟我刚才说的8%的增长是相适应的,也是对的。与此同时,如果从内外市场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该学习如何善用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什么意思?就是内外兼顾问题,过去30年,我们打的国际牌是出口,未来30年,对东莞也好,珠三角也好,我们这张国际牌应该打进口牌,能否把进口在东莞把它做起来。我记得商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讲过“在今后三到五年当中,中央政府会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进口”,东莞在座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政府官员把进口在三到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作为东莞的经济的着力点,我为什么这样讲?其实进口跟外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否有这样的设想,对于东莞的企业,过去30年把很多的外商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些外商原来对我们来讲,我们跟外商谈是谈出口的事,我跟外商讲,外商进口的需求下降了,我能否来做进口,你做出口能否行,渠道还是在的,对于在座各位,很多东莞的企业家有现有的渠道,现有的渠道也是对外渠道,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下,把出口转成了进口,或者进出口兼顾,慢慢的从出口转成了进口,或者进口越来越占到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内外兼顾,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发展,这对东莞是不是一个思路呢。


    对外关系方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对东莞来讲,市委市政府都提出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关键的零配件,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并不是为我们自己所掌握,这些关键技术,关键零配件,可能需要进口,东莞能否充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欧美先进国家的关键技术,元配件的一个重要出口,解决东莞产业升级的问题,下一步可能会珠三角、广东乃至其他地区升级转型,他们要依靠关键的进口零配件,就在东莞找,东莞已经积累了经验,你直接就找东莞,东莞如果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国际化不仅仅是盯住国际市场,还可以把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两个市场的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而且这点可能还涉及到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东莞的发展,包括医疗保健产业,东莞也很重视医疗保健产业,我们有很多民营医疗保健机构,我们能否跟新加坡等等合作,东莞先行一步,在对外连接过程中,我们优先把临近国家地区和优势的产业,包括医疗保健和东莞做一个对接,是否对东莞拉动内需也有帮助呢?所以我想,这可能在2012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也就是说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如何实现东莞内外均衡发展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的。


    第三,东莞的区域发展策略问题。刚才周其仁教授和茅于轼老师都提到,尤其是周其仁老师提到“水落石出”,他谈的比较宏观,这确实是一个战略,我们保持水有一个水平面,下面还要化解金融危机,化解债务危机,我觉得这样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化解过程中,东莞也好,珠三角地区也好,它不是一个孤岛,不是一个可以与世隔绝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你在拉动内需也好,在破解发展难题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单靠东莞自身的努力可能不够,这里面就涉及到区域发展策略问题,比如广州南沙提出新南沙策略,广州拿出好几千亿来打造新南沙。珠海横琴也提出了横琴国家新区战略,深圳的浅海开发区也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区域对东莞来讲你可以说是一个机会,也同样是挑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区域是“十二五”期间,广东省重点发展的,甚至也是可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但在东莞无论是松山湖还是长安新区,这方面如何跟周边的广州、深圳、珠海进行有效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方面思考得不够,我相信市里面的领导想到的,但至少在公开讨论的环节里面好像不是太够,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虎门港,虎门港如果不跟南沙对接,我估计虎门港很难杀出一条血路,在同质化过程中如何差异化发展,就避免不了虎门港跟南沙港对接。另外就是长安新区,我们都在讲创新,如何创新?至少我个人还不是看到很多长安新区的创新,最好的创新是什么呢?如果长安能够直接跟香港或者是深圳直接合作,直接来购买比如深圳的公共服务,然后不要再像长安新区自己搞一套十五个平方公里,什么局、办都在那里,政府部门一弄十五平方公里就填满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向深圳购买公共服务,因为深圳公共服务从质量来讲、名气来讲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解放思想问题,这只是长安镇的一个区,这是深港穗一体化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突破口,包括虎门港的问题。因此,就是区域化发展战略,对东莞来讲也有自身的区域问题,麻涌等等这些地方能否有一个整合区的合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这也是很多人在讲的一个事情,我们隔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弄不好我们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弄好了我们可以差异化,可以找到我们的生存空间,找到发展的机遇。


    第四是民企如何发展问题,东莞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要如何破解、破题,确实是不容易解决的,因为大家都在讲东莞有6千亿的存款,金融实力很强,应该来讲,在金融创新的动力上面,确实不是太足,我今天看到《东莞日报》讲去年的纳税大户,农商行排第一,交了7亿多税,这是特容易的,一个银行能够交7亿的税至少说明它的盈利比较强,不能说东莞的金融业不发展,但是东莞金融业的机制创新比较后,东莞不缺资金的供应者和需求者,缺的就是如何把需求者和供给者放在一起的中介平台,因为需求者是千差万异的,企业需要钱,政府能否搭建一个投融资平台,甚至来组建政策性的银行,比如东莞中小企业银行也好或者是什么政策银行,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融资平台,这个融资先要把需求方,把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先整合,再通过金融创新,给你把贷款、资金打包,再给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或者是投资者、私募融资、风险投资由他们来认购,他们可以以基础形式或者债务形式认购,甚至以风险投资、天使基金的方式,通过发展,我们有需求,有供给,就可以把东莞的市场实现产品多元化、服务多元化,从而把东莞的金融业带动企业,如果我们要资本市场的光度、深度发展,我们要有多远化的服务和产品,金融业上来了,其他的现代服务业,会计、管理资源等等都会起来,对东莞的产业转型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我觉得这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也同意刚才周其仁老师的观点,政府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方式,为什么?因为弄不好,当政府的一些政策出台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比如我们单方面或者过分强调大企业战略的时候,我们前几年也看到市里面非常重视一些大型国企、央企到东莞来,这些大企业来东莞当然是好的,但是大企业太多了,也有问题,当我们太过强调大企业的时候,民营中小企业所得到的资源就会相对摊薄,比如我是银行行长,如果我的银行的资金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资金是有限的,我当然愿意给央企、国有,因此,发挥政府作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它的挤出效应太明显,这是考验政府智慧的地方。我个人是建议,市政府最主要扮演这样一个平台的角色,比如我曾经提议过,政府做一个推手,把东莞中小企业信用平台打造出来,这个信用平台可以每年让中小企业如果加入这个平台可以申请政府一些资助,拿到评级,拿到评级报告,不管是3A级还是2A级,政府就跟银行讲,银行是否给一些优惠贷款,利率上是否低一点,政府帮了企业的忙,帮了中介机构,帮了银行,因为我是给你推荐优秀客户,企业也愿意,政府帮我打造一个平台,把通道打造出来了,这对东莞的中小企业转型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政策有改善的空间,比如在过去十年的过程中,东莞先后推出了很多个工程,比如科技东莞工程,前不久搞文化东莞工程,每年10亿,科技东莞工程后来追加到20亿,我们要看这些工程到底到目前为止成效如何,据我所知,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大量的资金投入搞机器设备中,比如一个企业我要升级科技东莞工程,很可能那些钱用来买设备,但是那些设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不是说设备不重要,如果政府的财政资金只是关注设备,而对人的投入,对知识创新的投入如果不够,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对于东莞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我举一个例子《东莞经济杂志》,如果市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我觉得对于东莞的智库发挥作用是很重大的,我跟市里面的财政部领导谈过,这个事情我给你支持,你的工资怎么发,如果我发了工资,我就要上班,马上我就投入到设备,因为设备不要坐班,而人就要拿工资,要坐班,这种技术体系要创新,这对于东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天天喊创新,创新频率的词出现非常高,但是你真正要做到创新,财政支持的绩效评价怎么创新,你怎么评价我政府支持你一个项目,到底该怎么评价,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个标准能否来创新,我觉得在东莞还有待于在未来一段时间来创新。比如虎门的服装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生意不太景气,服装学院搞了一个设计研发的平台,原来是一个民营企业去做的,后来这个民营企业说,这个事我搞了很多,是属于公益事业,应该是镇政府来支持,镇政府说我没有义务一定要帮你做这个事情,市觉得这是镇的事,不管市的事,那一帮人苦苦支撑,弄不好整个服装城,我们已经有很好基础的一个东西,可能慢慢就会消亡掉,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和市场对接是一个老声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政府说要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于我们放一个挡箭牌在这里。因此,要创新政府机制是不容易的事情。


    第五,社会管理问题。我留意到袁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12年东莞的形势非常严重,东莞的社会管理形势越来越严峻,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如何把社会感管理这样一门课做得更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不管是东莞经济也好,我们论坛也好,都可以做如何使得我们的社会管理更加完善的探讨。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其实多元化的社会是好事,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中国从个人到家庭,一般来讲,你到家里面去,家里面肯定是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一出家门口,外面就是社会,这个社会就很乱,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我们出了家门口面对是国家,我们少了社会这个环节,这个社会就应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中介团体,有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在社会上活动,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民间管理局同意民间团体能够进行一个注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也是开了先河。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东莞应该越来越多有这样的社会中介组织出现,第一方面把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二方面,如果政府有一些远见,在一些贫民区能否有意识地搞一些名校,这些名校如果有意的放在不是非常有钱人的所在地区,让那些不是很有钱的小孩,比如他的父母亲很可能是第二代农民工或者本身就是农民工,这些人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就可以上名校,这样就化解很多矛盾。因为这个社会如果都是以土地为界限,有土地的就可以很有钱,没有土地的就是一个平民,这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就会变成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情况出现。因此,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些社会矛盾得以化解,我觉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感受,在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搞搞什么颁奖大赛、十大金曲,那些人就不会想社会矛盾怎么样,就少了很多关注,比如东莞是否用同样的办法,搞东莞十大金曲,十大流行曲的评选,如果真的变成了流行文化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而不是一打开门就做生意,今天的生意是否够我吃饭,对他来讲兴趣点可以多元化,就不会太过关注,贫富是肯定存在的,但我想能否在东莞发展这样一个文化产业,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产业。在流行产业方面我们能否跟香港、澳门方面合作,把流行文化发展起来,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享受的多元化。我觉得多层次来进行治理,东莞的社会管理就会不断完善,也就是说,只要让老百姓感觉有一个上下流动的阶梯,这个上下流动的阶梯如果存在,我觉得东莞的矛盾就会大大减少。


    最后,我讲讲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系要不要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在2012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市委市政府也都预计到今年形势会特别严峻,在这个过程中,现在政府都在讲民生,汪洋书记说“我们不再只是提GDP的目标,我们更关注民生,更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地说,这里面就涉及到政府的大量公共政策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民生政策、福利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市委政研室包括《东莞经济杂志》能够就东莞的公共政策体系探讨建立这样一个公共体系,福利政策跟产业政策是相关的,相关的政策就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上面,每推向一个政策之间,我们该做哪些调查研究就去做这种调查分析,出台这个政策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民意的咨询,民意的讨论,市委市政府再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再出台这个政策,这也是创新我们政府管理体制一个重要的内涵。这让我想起前两年东莞出台一个政策,就是禁摩,对社会治安也有一定缓解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能够做更多的咨询,减少了社会矛盾,整体来说,东莞的罪案跟禁摩是否有关系,如果在整个政策之前做更多的一点调查研究,可以使得我们的公共政策,因为禁摩这个事情对东莞人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很多人特一定有私家车,另外你禁摩之后私家车一下子增加,东莞的道路可能一下子就拥挤了很多,还有停车位,大家到市行政中心办事没有停车位。私家车的政策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道路,没有那么多的停车位,这就涉及到公共政策问题。我个人是赞同禁摩政策的,本身是高的,用意也是好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只不过我们在出台这个政策之前,做多一点政策研究,从一个公共政策体系角度来研究,我们东莞公共政策的水平会越来越高,社会管理的水平也不断提升。因此,我觉得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一些观点,供大家批判,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智勇:
  林江教授非常熟悉东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的性的思想和观点,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就是炒股问题,很多人没有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人家已经有100多年了,我们可能要等几代人,在我们手上能否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或者简单一点说,今年或者明年能否换一个更好的车或者房,在没有更多投资渠道的前提,炒股就成为了大家共同瞩目的一个核心焦点,面对经济衰退,机构与个人如何实现财富增长,接下来有请东莞证券所所长余坚(谐音)博士。 
东莞证券:

东莞证券发言代表

  各位大家好!面对经济衰退的环境,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当然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看一下现在的经济环境,刚才周其仁先生和茅于轼老先生讲了宏观的情况,很明确,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肯定是要下滑的,从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几个方面来看,大家很明确这一点,问题的争议在哪里呢?这次经济下滑,它究竟是短周期的现象还是增长长期趋势下滑的开始?


    从短期来看,刚才周其仁教授对今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描述是GDP增长8-9%,CPI是3-4%,从短期来看,经济下滑的危险并不是十分突出。往往在政府缓解以后,投资会有一个新的快速增长过程,可能到2012年经济下滑,2013年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恢复性的提升。从长期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它都是秉承着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的模式,但现在来看,就像周其仁教授说的“水落石出”,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长期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速放缓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大家要接受未来GDP增长可能在5到10年的过程中都会降到8%,甚至是8%以下的运行状况,这个状况下我们比较痛苦,因为对在座各位来讲,大家习惯了高增长,一旦减下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有很多的阵痛。从股市投资来看,大概就可以体现到这一点,股市到现在赚钱十眼过去还是2200点,股市行情非常低迷,95%的债务是不交易的,在2011年中期的时候有一位投资十几年的投资者发出一篇博客说要退出股市,从此不再投资,就是面对整个宏观经济出现的反应。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其实要强调一点,在股市上投资,大家对中国股市是有偏见的,认为中国股市就是一个赌场,从短期波动来讲,由于中国股市制度的缺陷,确实短期股市充满着不确定性,短期来说是一个赌场,但是长期来看,中国股市是不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大家认为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很简单,昨天有很多人问中国上市公司2011年净利润增长应该超过20%,这是没有疑问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6%,16%是很高的,股市去年一年从头跌到尾,大家从头就开始说上市公司势头很好,应该涨,但是实际情况是一直在跌,这说明什么?从股市上来讲,它反应的是一个长久的预期,现在上市公司净利润收益率是16%,这种水平能否持续,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周其仁老师说的水落石出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这种高利润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些企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家垄断的收益,我们的银行去年赚钱已经赚得不好意思了 ,但实体经济面临一个很困难的过程。银行不能总这么赚钱过去,如果总这么赚钱,在座的各位就要喝西北风了。


    GDP如果从9%降到7%,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是11%,如果考虑到会下来的因素,你就会发现,中国股市其实跌了一年是完全合理的,从估值来,股市从3000点跌到2200点,更好反应净资产收益率从16%回归到11%的预期,从这点来看,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长期来看股市有没有机会包括看我们市场的风险收益率,如果平均收益率是高的,股市就会增长。中国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就会发现,短期来看,因政策会修正经济减速,出现保增长,但由于经济是一个长期的增速下滑的起点,所以它会导致股市短期反弹之后还可以很难地走出牛市的走势。既然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相比欧美,我们的环境要好得多,所以从整个股市上来讲,我们认为如果你看到股市从长期上看就是衡量着企业价值的,实现财富的增长我们认为就是要真实的、长期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才能够在股市上实现财富增长,现在中国上很多人对股价有误解,有几点原因,包括股市目前不完善,投机也可以赚大钱,同时很多人在牛市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它是打着长期投资进去的,实际上他做投机,结果亏了钱。你把这些误解抛开就可以看到股价跟整个长期投资是有关系的。比如四川长虹股票,它背后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彩电产业在CIT产业把外国品牌打倒,最后又被国外打倒,以至于基本上从市场上消失。比如贵州茅台,在十几年前,各方各地的白酒一哄而上,茅台、五粮液的股市不好,现在转为品牌为主,贵州茅台的股价近几年将近涨了20倍。中国股市有特殊的条件,特殊的情况,大起大落,背后干预的因素比较多,它淡化了长期投资的效率。


    如果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股市其实是有价格投资的空间在,特别是在冬天才是长期价值投资的最好时候,我们现在股市又是最低迷,宏观经济出现非常困难的状态,这个时候投资,其实才是真正的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股神巴菲特,巴菲特在美国股市60年代高峰期,什么股都可以赚钱,大家感到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炒股时,巴菲特退出美国股市,美国到70年代在种种危机冲击下,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不行了,这个时候巴菲特很开心的卷土重来,在70年代之后巴菲特就走上了股神的道路,我们注意到借鉴巴菲特的经验,在目前整个股市了宏观经济都不是十分景气的时候,大家应该看到未来三到五年内的机会,我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我们的产业转型不允许股市长期低迷,同时经济转型的成果,实际上在资本市场体现出来。我们股市也在复制美国那样的道路,06、07年,大家幻想的是黄金十年,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感到很悲观,但是我们没有卖不过去的坎儿,我们只要明确中国崛起是大概率事件,股市的是经济晴雨表的作用随着制度的推进它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处在长期投资向巴菲特学习的关口。


    希望通过我的观点,大家对股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希望今天我的演讲,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未来的投资上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东莞证券在未来对大家的财富增长起到作用。最后代表东莞证券张运勇总裁祝各位嘉宾新年快乐、龙年大吉,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智勇:

  听了余博士的感觉到今年的年终奖就应该放在东莞证券了。林教授和余所长给我们中小企业如何转型升级,个人和机构的财富如何保值增值,提供了非常精到的观点。接下来进入东莞经济年会三大评选的颁奖环节,首先向大家宣布2011年度十大经济事件:本次东莞经济年会共提名16件经济事件,经过网络投资和专家投资,最终当选2011年度十大经济事件的是:


    1、东莞重启10亿元融资帮扶企业政策
    2、东莞发布未来五年招商引资政策
    3、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落户东莞
    4、东莞五年将投100亿元支持战略新兴产业
    5、全面部署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战略
    6、生态园或成东莞首个国家级生态工业园
    7、东莞留创园正式晋升国字号
    8、东莞首届公益创投正式启动
    9、东莞出台“28条外贸新政”
    10、勤上光电成最大LED照明上市公司


主持人李智勇:

    接下来向大家公布2011十大年度成长性企业,分别是:
    1、东莞市中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东莞市南方物流有限公司
    5、东莞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6、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7、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东莞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9、广东大族粤铭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东莞市金河田实业有限公司
    请当选企业代表上台领奖,请东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为获奖企业颁奖并合影留念。


主持人李智勇:

    “2011年度十大经济人物”分别是:

    范继良(东莞宏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建明(中域电讯董事长兼总裁)

    谭颂斌(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沈剑山(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约庚(东莞福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建华(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管金虎(东莞南方物流有限公司总裁)

    刘国雄(佳居乐橱柜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赖霖枫(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谢坤(新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主持人李智勇:

    

  尽管东莞经济与城市研究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一直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上任的市委常委潘新潮(谐音)今天特别忙,活动一完来到这里为大家颁奖,这种支持,这种重视,让我们非常感动,有让我们充满了信心。这么多年来,东莞市政协东莞市委政研室一直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相信在领导一直以来的关怀下,东莞经济与城市研究会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但一定会努力做得更好,尽管会坎坷,会有风雨,但是在东莞这样一个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城市,我们一定会有一片璀璨的天空。


    2012'东莞经济年会到此结束,再次深深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再次祝贺当选的十大事件、十大企业、十大人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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