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今天找到了2007年夏在上海、香港参加烟草控制培训时的一篇小文，署名“控烟与自由”，当时主要是针对控烟运动NGO主事者不惜以干涉他人自由推进戒烟有所保留，遂以成文。

□常红晓∣文   2007年7月  作于《财经》杂志

一

控烟会妨碍个人自由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吸烟者看来，吸烟是一种自由选择。目前，遍及世界的控烟运动，可能增加吸烟的成本，紧缩自由吸烟的场所，减少吸烟的快感。这对吸烟者确是一种限制，事实上构成对其个人自由的限制。

但对我这样从不吸烟的人而言，控烟使我免受二手烟的危害，减少了被动吸烟的痛苦，间接增加了我的快乐。或许，由于没有“烟雾”的侵蚀，我的生命会延长，这等于增加了我自由生活的时间，提高了幸福感的总量。

尽管不同的人对控烟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控烟却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命题。事实上，控烟运动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或者就是自由本身。于是问题来了：一个以限制吸烟者自由为核心的运动，如何反而构成对个人自由的捍卫？

答案在于：人是群居动物，每一种社会行为都具有外部性。也就是说，只要人在社会中行动，就会对别人构成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和负面之分：雷锋式的行为，增加了别人的快乐，用经济学术语说，具有“正的外部性”，而公共场所吸烟则具有“负的外部性”。

数十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甚至在烟草业内部，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公识。控烟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烟草产品的使用和销售，如何把吸烟行为的外部性降至最低，如何确保控烟不伤及个人自由。

在一个自由社会，吸烟是一种自由选择，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对一个成年人而言，如果承认人是理性的，社会并没有任何理由禁止他吸烟。因为他应该知道吸烟的危害，吸烟是他权衡了吸烟的危害和带来的快感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由此可见，控烟的依据不在于吸烟行为本身，而在于吸烟是否影响到他人。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明知自己正在损害自己的健康，但依然一意孤行，社会并没有强制性权力禁止他如此做。而一旦此人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社会就要干预。

这才是控烟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控烟立法的法理基础。

二

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控烟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突出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并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批准加入。但是，控烟的战役却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可以想象的未来，人类不可能全部戒烟。这部分来源于人类的弱点，部分源于“烟草政治”。想想看，人类用了一千多年才发现一种植物，焚烧其叶片可刺激神经，增加兴奋，要人家立即舍弃，如何可能？这是其一。

只要人类有麻痹自己的需要，有需求就会有供应，于是就有了烟草种植、烟草生产、烟草贸易、烟草学术等，庞大的烟草产业涉及农民收入、涉及就业，涉及政府税收，这就构成所谓“烟草政治”，这是其二。

说心里话，对报道中国农村的我而言，控烟是一个奢侈的话题。因为控烟并不在中国九亿农民的视野之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孩子如何上得起学，生病能否及时医治，政府能否按市场价给予征地补偿。显然，控烟目前主要是城市的问题。

即使在城市，控烟的前景也并不乐观。目前中国没有独立的烟草控制的法规，现有的一些法规执行效果也很差。这一点，只要看看未成年人多么容易买到香烟就可略知一二。事实上，街道上和电视上充斥着烟草产业的隐性广告。尽管实证研究已证明，提高烟草税可有效降低吸烟率，但中国的烟草税率在国际上亦属偏低。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控烟运动面临更为严峻的现实。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自由社会，自由结社并不容易，控烟民间团体很少，亦难获政府支持；中国的法治尚未走上轨道，社会公众并不足以通过公共选择来制定控烟的法律；

同时，中国人还相对比较贫穷，生存的渴望或将屏蔽对健康的关切，一些农民甚至还会因此而减少收入；中国烟草业实行专卖制度，中国的烟叶收购、烟草生产、流通、贸易都由政府控制，任何控烟措施都会受到烟草业的抵抗。

现实依然艰难，前景并不光明，挑战迫在眉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了，控烟立足于保障每个人自由生活的权利，终结于捍卫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自由。控烟运动绝非对个人自由的背离，恰恰相反，它是自由和文明的保障，是对人类健康生活的保障。